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了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其中，预测日本2023年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将被德国超越，跌至全球第四位。
　　实际上，就此次日本经济在统计上的“大幅衰退”，其直接的导火索是日元汇率在2023年的“拙劣表现”，但这并不能直观反映当前日本实体经济的现实状况。而且不久前，纽约市场上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再度升破150重要关口，甚至接近152这一多年来的历史性最高点，这无疑将进一步拉低以美元计价的日本GDP规模。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日本经济正处于相对较好的发展期，经济增长率也是一反往常表现，来到了“难能可贵”的阶段性高位，且这一经济成绩在发达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就一蹶不振，完全深陷“或持续衰退、或低迷徘徊”的尴尬状态。更有甚者将这段大致30年的时间，戏谑地称为“失去的三十年”，以暗示日本经济在平成时代的惨败。当前日本经济猛然跳出持续性的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怪圈”，客观而言，确实从学术上也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生动且具体的案例。总体来看，或许存在以下三个值得讨论与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一，“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投资一直是引发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之一，而“拉动投资”在实现此轮日本经济增长中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前的日本投资，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即，日本政府的财政投融资、日本企业的国内投资、外部资本对日本的追捧，三者可谓是“三管齐下、三箭齐发”，共同构建了驱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强大动能。
　　第二，产业政策的设计与落实。尽管“产业政策”曾经一度是较为敏感的经济用语，但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与超越实则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斡旋。在倡导实现数字化、绿色化经济发展的当今社会，“绿色转型”与“数字转型”同步性地成为了日本新型产业政策的两大关键词。在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时期，日本就已将“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引入了产业政策的设计之中，并且上述设计理念一直延续至今，现首相岸田文雄所倡导的“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中也到处可见其身影。以此为背景，日本政府极为注重对数字产业、绿色产业的扶持与援助，重点投入半导体及芯片产业、新型能源产业等技术含量较高、且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实体产业。不仅如此，日本更是巧妙地抓住了此轮全球产业链再调整的战略机遇，在积极引入外部投资与外部技术优势的同时，不断巩固和扩大自身的技术优势与科技实力，同时也在批量性地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向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等转移出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增强国内经济的整体韧性与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日本新型产业政策的设计也极为强调“扬长避短”，即，避开自身劳动力成本及核心地区用地成本过高的弊端，积极将新兴产业基地放置在经济相对较为落后的边缘地区，同时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积极强调与自身优势的相互结合，以更好实现“1+1>2”的经济价值创造。
　　第三，经济制度改革的巨大红利。实际上，自从日本提出“要提升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范围”这一战略目标之后，日本就在不断推进并落实国内的经济制度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双边或多边性质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高标准、高要求，其中涵盖了关税减免、贸易及投资便利化措施、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权利等多个领域。也正是得益于上述领域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实践，近年来日本陆续签署了日美贸易协定、日英FTA、日欧EPA、CPTPP、RCEP等多个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贸易便利与经济利益。从另一侧面来看，日本实则也是在不断打破国内经济制度改革的“桎梏”，努力营造一种积极开放、扩大合作的良好姿态，以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制度优势地位。
　　以上或许是观察、考量当前日本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线索，限于篇幅关系，本文也只能点到为止。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开放型经济体之一，日本经济的动态性演变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及制约，也是处于“瞬息万变”的发展进程之中，仍有很大的挑战性与不确定性。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或许已经停止了加息周期，接下来很可能转入降息通道，受其影响，日元汇率或许会同步性地转入升值区间。而以此为背景，已经充分适应在低汇率空间中巧妙获取经济利益的日本出口产业及海外盈利等，是否还能延续这种“舒适型”的盈利模式？甚至是否会转盈为亏？这些都是未知数，也是日本经济未来将直面的第一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持续性的赤字财政导致日本的国债规模不断上升，且短期内似乎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即出现“无限制性”的债务增长现象，这无疑将影响到日本中长期的债务问题，同时威胁日本的国家信用，对于这些问题似乎缺乏必要的讨论。有鉴于此，时间是检验日本经济持续性增长的最佳变量，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