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的实践中，既扮演着“引资”的角色，也贡献着“引智”的功能。
　　10月27日，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罗湖区人民政府指导，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21世纪经济报道、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联合主办，渣打银行战略支持的“2023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系列活动周”在深圳开幕。
　　11月1日，在银行业专场上，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信贷与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蓝琳枫，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战略客户部（绿色金融部）总经理阙荣林，汇丰中国大湾区工商金融董事总经理黄兆伟出席，三位深耕大湾区的专家以生态永续为主题，围绕ESG进行了深度对话。
　　三位嘉宾认为，大湾区作为创新精神的代表区域，“先行先试”是大湾区绿色金融的特征，在探索绿色金融标准上大湾区拥有独特的优势。
　　同时，三位嘉宾就绿色信贷的穿透审核、投后管理，绿色产品的创新路径等多个话题进行了精彩的交流。
　　“先行先试”是大湾区绿色金融的独特之处
　　大湾区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受到了各行各业专家的关注。
　　蓝琳枫认为，深圳和大湾区的绿色金融，具备着创新性、科技性、辐射性三个特点。
　　“首先，是创新性。深圳本身是一座创新城市，从之前的绿色票据到今日的绿色金融条例，从监管机构到市场，一直推动着创新实践。”
　　同时，深圳和大湾区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度在全国首屈一指。“深圳的产业经济天生站在了浅绿的高起点上，从工行深圳市分行的数据来看，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绿色升级是三个集中投向的领域。”
　　最后，是走向全国和海外的辐射性。
　　“深圳的金融机构经常会进行‘以点带面’的全国试点，从而发挥深圳金融机构在开放性服务上的优势，努力辐射全国甚至全球。” 蓝琳枫表示，以深圳的新能源产业为例、融资、开户交易清算等跨境金融服务，都是伴随着对外服务而走向海外的典例。
　　阙荣林提到，深圳是第一批碳交易试点城市，也是颁布首部绿色金融法律法规的城市，同时还是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深圳人行等监管机构，在推动蓝色金融理念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他认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是深圳绿色金融的最大特点。“监管的支持也使深圳的金融机构受到鼓舞，例如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是全国首家披露环境信息报告的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今年已是连续第三年。”
　　他进一步表示，目前兴业银行在“融资+融智”方面正在努力升级服务，协助大型跨国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框架。
　　黄兆伟认为，深圳和大湾区在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拓宽绿色融资渠道上拥有独特的优势。
　　“一河之隔的香港拥有庞大的资本市场，深圳则有庞大的绿色贷款需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备了连接国际资本市场优势，可以引导更多的海外资本支持大湾区的绿色项目，同时帮助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绿色标准。”
　　黄兆伟表示，大湾区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时，需要资金的支持，这对金融机构来说不仅是业务拓展的机会，也是绿金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机会。
　　“例如去年汇丰首推的50亿美元可持续发展信贷基金，其使用进度超出了预期，因此在今年年中已经加码到90亿美元。”他表示，该基金将为大湾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同时也协助建材、交通等传统产业推进低碳转型。
　　投后管理是绿色信贷的难点
　　绿色信贷是目前中国绿色金融最主流的产品形态和融资渠道。
　　在11月1日央行发布的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中，绿色贷款增速维持高位，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8.58万亿元，同比增长36.8%，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6个百分点。
　　黄兆伟认为，绿色贷款的投后管理的难度是最大的，尤其作为港资银行，在内地放款尚且有“3+1”的信贷风控机制，但如果客户将贷款用在海外项目，如何做好其用途的追踪非常关键。
　　阙荣林表示，近期在碳减排挂钩以及ESG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上，兴业银行都有相关的业务落地。
　　“挂钩涉及我们的一些条款，尤其是在贷款定价的跳升或调减，因此形成了对事后监督的要求，去跟踪其碳排放是否达到预期的要求。”
　　他表示，这样的激励手段有助于企业自上而下去推动企业管理，达到符合贷款项目业绩管理的能效，同时也能节约企业自身的财务成本。
　　黄兆伟表示，国际上的投资人和投资银行对可解释的指标有着普遍要求。
　　“例如香港的银行，对于绿色贷款，有着外部的专业机构对企业的用电减少额等细节进行评估，进而通过这些客观的指标对贷款利率进行调整，作为激励企业的手段。”
　　蓝琳枫指出，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工具，利率的跳涨和下降，对企业是正向和负向的激励手段，同时也应该考虑贷前、贷中、贷后流程中系统化的控制。
　　“在工行自研的系统中，除了以前传统的定性和定量指标，会将新增的ESG指标嵌入到评级系统模型中。在贷后，除了用途的穿透，还利用系统大数据直接去识别相关风险。同时，通过引进一些外部数据来定期关注其环保信息等，一旦有异常，系统就会发出预警。”蓝琳枫说。
　　绿色创新需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
　　近年来，虽然我国绿色金融的规模逐步扩大，但就产品类型而言，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仍占据主要地位，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黄兆伟认为，绿色产品创新是一个从零到有，在从有到统一的过程。
　　“缺乏高质量的数据是进行绿色金融创新的最大阻碍，统一的绿色标准定义、高质量的数据披露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一环，与国际接轨的绿色标准需大家不断完善。”
　　他表示在绿色基金、绿色保险方面，很多机构也在积极构思金融服务创新。包括汇丰在内的银行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关联贷款，将融资成本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用利率激励客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蓝琳枫认为，绿金创新产品的标准建立仍处在起步阶段，在数据披露的要求上仍需要完善。同时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产品的收益测算模式还不是特别清晰。
　　“当绿金创新产品获得了发行者和投资者等主体的认同感，并逐渐在市场形成风险补偿机制和规模经济效应，新模式的内生动力才能持续。”
　　她认为，监管和政府的助推是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成为主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产品收益和风险的平衡机制还未建立之前，碳减排支持工具、MPA考核、再贷款的优惠利率支持等政府考核引导，在绿色金融起步阶段发挥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阙荣林认为，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需要不断提升资本市场的介入，当更多元化机构参与绿色项目，才能够推动绿色基金、保险、理财、租赁等产品的创新。
　　他举例，新能源汽车的保险费用较燃油车普遍更高，因为要防范电池自燃的风险；同时，一些涉及到蓝色碳汇的涉海业务，在保险领域的理赔机制也需要去探索。
　　“这些领域风险影响较大，评估也较难，导致了绿色保险费用相对较高。如果在缩小价差上能得到一些正向反馈，将有利于激发多元化金融机构在绿色产品上的创新。”
　　他认为，未来随着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双碳”战略的推进，以及资本市场不断的成熟，直接融资的市场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金融机构将为绿色项目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