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药的源头创新至今也没有实现。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医药行业人士认为，一方面要加快建设中国的科研成果转换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行业对源头创新的价值认知，同时协同优化审评政策、尊重临床需求。
　　“源头创新”，是一个国内创新药企喊了很多年，却没看到过成果的事情。
　　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源头创新”其实伴随了国内创新药企业近些年的发展。而眼下，由于缺乏对“源头创新”的认识和实践，国内创新药企业们在红利期结束的当下迅速进入困难期，同时还陷入了卷靶点、卷技术、卷适应症等一系列的“内耗式”发展局面。
　　在此状况下，再次讨论“源头创新”显得非常重要。12月2日，2023首届浦江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论坛上，行业似乎再度达成了共识——破除“内卷”的关键在于要走源头创新之路，而实现源头创新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监管部门、企业、科研院所、投资方等各方群策群力。
　　当前，医药行业已经普遍认可成果转换是生物医药源头创新的重要环节。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副会长、复星国际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启宇在12月2日接受媒体群访时表示，真正要做源头创新，首先需要国内企业将目光投向一线科研院所、临床医院及其所形成的科技成果，思考判断这些成果是否具备科技成果转化的潜力。
　　事实上，如果要总结国内的源头创新为何难以成事，首要问题就是思考为何临床转化总不尽如人意。所谓临床转化，主要指的是把大学、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变成实际的产品，并应用到临床之中。
　　在12月2日接受媒体群访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表示，国内企业近些年的创新能力的增长实际非常块，但还需要加强科研转化体系的建设。
　　朱同玉则认为，科研转化是体系建设问题，国内还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科研创新转化体系。他表示，例如国有母基金在投资的时候因为要考虑资产保值的问题，所以往往优先考虑更为成熟的、将要上市的企业，而源头创新有风险，所以就限制了母基金的投向。因此，如何调动国有母基金对原始创新的积极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优化考核机制，可以借鉴国际上基金的考核机制。比如，考核有多少项目、产业有多少专利、培养了多少人才。
　　除了投资方不看好，早期项目导致科研成果转换受阻之外，企业和行业的眼观可能也不够长远，这也使得源头创新的难以落到实处。
　　中国科学院士、海南医学院校长陈国强提及了社会对源头创新的认可度问题。他认为，源头创新有颠覆性，也有前沿性，但另一个特点就是不被主流所接受，或者是外界对其的接受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需要社会建立良好生态，尊重源头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受当下的医药资本寒冬影响，一些早期的项目在当前越加无人理睬。这其实也使得在当下建立起一个良好生态的难度有增无减。
　　据行业自媒体动脉橙果局今年6月统计，若是从融资总额上观测，今年上半年内，早期医疗融资总额为44.54亿元，与去年同期的103.15亿元相距甚远，同比下降56.8%；而若是从项目“单价”上观测，今年上半年，早期融资项目有八成的融资额都集中在数千万元规模，亿元规模的融资有11起，但在2022上半年，亿元规模的早期融资为34起，下降同样明显。
　　在意识到源头创新现状不尽如人意之后，行业也在思考如何提升源头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在思考这一问题之际，审视政策的声音也在发出。
　　例如，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原主任许嘉齐在大会圆桌讨论时提出，在促进源头创新这件事情上，药品审评政策同样需要发力。他以PD-1类药物为例，提出要避免诸如此类靶点的内卷，认为政策需要做更多考量。例如，进一步加大申报临床的审评进度公开，让行业参与者知晓相关情况，由此优化资源配置，进行合理投入。
　　而包括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积宗在内的多位嘉宾在圆桌讨论中也表达了共同期望。即，生物医药创新转化过程中，市场的问题让市场来解决，科学的问题让科学来解决，政府则要营造更加完善、更加公平的环境，与一流的专业力量形成合力。通过政策扶持和资本的孵化，共同推动和加速源头创新的转化落地。
　　此外，尊重临床需求依旧被认为是源头创新的重要原则。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大会上表示，在中国医药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把临床研究机构转变成创新源头，不仅仅完成临床诊疗，更要专注研究如何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同样在尊重临床需求这一问题上，陈启宇还提出，要从“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入手，在此基础上，建立深度孵化体系和创新药的孵化基金模式。他认为，在中国要把源头创新这件事做好，行业需要更多的自信，不仅包括来自科研端的科技自信，来自政府端的监管自信，还包括来自企业端的产业自信，“一棒接一棒，接力做好创新”。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