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成为流行热词。
　　所谓新质生产力，即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依靠创新驱动，形成生产力的“质”的跃迁。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各个城市的路径不尽相同。其中，深圳作为一座年轻城市，在“大院大所”资源缺乏的背景下，探索出一条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产业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积累财富、反哺前端科技创新的路径。
　　“新质生产力既是产业创新的动力，又是其结果，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认为。
　　日前，由上海交大深圳行业研究院与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编写的《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
　　此前的指数报告多关注“科技创新”，而交大课题组聚焦“产业创新”。经产业创新环境、投入、产出、绩效四个维度综合评估，深圳的产业创新能力在全球27座主要城市中位列榜首。
　　陈宪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得益于深圳自身及周边城市完善的制造业和供应链体系，深圳拥有强劲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涌现了华为、大疆、迈瑞等行业龙头。
　　产业创新为深圳打下扎实的经济基础，如今也用以反哺基础研究，补足创新链前端的短板，涌现了深圳海洋大学、深圳医学科学院等一批年轻高校和科研院所。
　　由此，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在深圳形成良性互动，促成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催生“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创新互为因果
　　南方财经：如何定义“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有何区别和联系？
　　陈宪：我们常说的工业革命，也称为产业革命，它是在爆发科学革命（以牛顿为代表）、技术革命（以瓦特为代表）和思想革命（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基础上形成的。可见，产业革命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结果。
　　这里的“革命”，就是指颠覆性创新。因此，在创新链上，科技创新在前端，产业创新在中后端。产业创新是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大院大所”模式，政府、企业有需求，由大院大所解决需求；一种则是以深圳为代表，深圳缺少大院大所资源，创新从一开始就是企业在做，所以深圳很早就有“4个90%”的说法，之后又衍生出“6个90%”。
　　（注：“6个90%”指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但企业出于成本、盈利性的考量，一开始不可能做基础研究，肯定是做应用性的研究，最关心科技成果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
　　有人说科技创新很难，产业化相对容易。但其实，从做出一个样品到最终实现规模化生产，整个过程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生产工艺方面，产品要如何改进设计，才能使成本下降？才能更符合市场要求？
　　《报告》中，我们对产业创新的定义，就是指在特定行业或领域引入新的理念、技术、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以提高量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市场份额或创造全新市场的过程。
　　简言之，就是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多种用途上规模化量产。就像无人机，最初的成果是航拍，但在产业化过程中，用到了农业、消防等多个领域。
　　南方财经：“产业创新”为何值得重视？
　　陈宪：十九届五中全会谈扩大内需，专门讲了一件事情：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供给”指的是生产端，所以供给创新指的就是产业创新——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新的需求。
　　中国的高储蓄率背后藏着很多潜在需求。潜在需求靠什么满足？靠新产品、新服务的供给。在中等收入及以上的人群中，这一特征尤为明显。他们有购买力，一旦有好的产品，比如性能更好的华为手机，就能转化为消费。
　　在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层出不穷的新经济时代，供给（产业）创新可以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并带动与其直接相关的投资需求增长，从而实现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扩大内需。
　　南方财经：今年以来，“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词。怎样理解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陈宪：从要素角度看生产力，通常是指劳动者、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科学技术上的发现发明即创新，会引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素质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形成新质生产力。
　　例如，新质生产力意义上的生产工具是高科技含量、数字技术赋能的生产工具，将全面提高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新质生产力既是产业创新的动力，又是其结果，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深圳的创新活动集中于中后端
　　南方财经：根据《报告》，深圳、旧金山、北京、纽约和伦敦是全球产业创新能力最强的五座城市，深圳以39.05分居首。如何得出这一结果？深圳产业创新的优势何在？
　　陈宪：课题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了27座具有经济规模优势、产业引领能力、创新策源能力和辐射影响效能的城市，包括纽约、旧金山、北京、深圳、赫尔辛基、伦敦、首尔等，并从产业创新环境、产业创新投入、产业创新产出、产业创新绩效四个维度设计指标体系，评价了这些城市的产业创新能力。
　　结果显示，深圳以综合39.05分居第一位，在产业创新产出、产业创新绩效两个分项指数上也位列榜首。我们发现，深圳在制造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存在规模优势，PCT专利申请量领先其他城市，高技术及ICT产品出口显著。
　　任何城市的产业链、创新链都有它的特点，一定要结合城市的历史来分析。深圳的特点是，创新活动集中在创新链的中后端。比如香港有好大学、好的科研成果，到深圳落地转化，形成了大疆等优质企业。我们在调研深投控时了解到，他们在柏林、旧金山硅谷等地都建了孵化器，想将成果带到深圳进行产业化。
　　这就说明深圳在创新链上是处在中后端，具有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能力，城市自身和周边（比如东莞）有比较完善的制造业体系、较强的制造能力和比较完善的供应链。
　　创新是深圳的标签。而深圳的创新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这是创新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模式，也因此涌现了华为、大疆、迈瑞等行业龙头企业。近些年来，深圳正在加快利用产业创新的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二者正在形成良性互动。
　　南方财经：在企业占创新主体地位的深圳，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
　　陈宪：深圳的经验验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认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打造创新和产业生态方面，深圳的各级政府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营商环境是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政府可以在重点产业领域推出一些研发补贴和优惠；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不同于大企业，它们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弱，政府能提供什么公共服务、推出了哪些优惠政策，它们不一定全都了解。因此，政府可以做公共信息服务，减少信息差，比如组织政策解读活动，组织人才、企业交流对接活动等。
　　南方财经：产业创新是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深圳产业创新能力强，但缺少大院大所资源，如何处理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
　　陈宪：任何产业创新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基础。但深圳是一座年轻城市，原来很少做基础研究，更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了很强的产业创新能力。
　　深圳探索出的路径是，通过产业创新聚集相当多的财富、税收，用以反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深圳不断引入优质高校及科研院所资源，建设深圳海洋大学、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等一批高校，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补短板的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基础研究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科学研究，创造新的知识；一类是应用基础研究，是明确对接了某一应用方向，技术有望取得突破和转化的基础研究。深圳发力补短板的同时，拉长板同样重要，应持续重视应用基础研究。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