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外贸进出口增速好于整体增速，民营经济面对结构转型、增速放缓的宏观经济阶段，需要主动求变，积极拓展全球机会。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今年前11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20.24万亿元，增长6.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3.3%，比去年同期提升3.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3.62万亿元，增长5.3%，进口6.62万亿元，增长7.6%。
　　民营企业对经济形势、市场风向变化更敏感，也更灵活，在全球外贸低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外贸进出口逆势增长，体现出韧性。但不可忽视的是，民营企业仍然感到不稳定、不确定，微观感受和宏观数据之间存在“温差”。
　　在12月上旬举办的《直面不确定性：民营经济的生存与创新》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认为，目前民营企业普遍感觉到发展比较困难，主要面临三重压力，一是经济形势低迷的压力，二是国内国际结构性矛盾的压力，三是具体发展中遇到的制度壁垒，尤其在高科技、未来赛道的民营企业面对制度、营商环境壁垒明显，这需要在出台政策之外，具体解决企业在做大做强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我国经济可能进入一个“L”型长尾阶段，民营企业如何适应这一阶段的问题需要被提出来。当前国内行业内卷严重，民营企业需要有全球眼光，有敏锐的嗅觉“走出去”，未来全球的跨国公司中，中国跨国公司的数量应该居于前列。
民企要有嗅觉“走出去”
　　民营经济这个话题又被放在舆论讨论的重点上。
　　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营经济31条”）；日前，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以下简称“民营经济25条”）。
　　从“民营经济31条”到“民营经济25条”，政策组合拳持续推出，社会各界对民营经济关注度持续高涨，如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解决好预期不稳、信息不足的问题，已成为当下各界共同关切和讨论的重大议题。
　　当前民营企业在我国企业总量中占比超过九成。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706.5万户，同比增长15.3%。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200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92.3%。
　　民营企业目前感受到不确定性增加，国内“内卷”严重，在全球外贸环境低迷的情况下，敏锐地察觉到经济环境的变化：一是国内产能过剩，二是海外投资机会增加。
　　在研讨会上，黄奇帆表示，国内现在大量“内卷”、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中国内外贸几十年呈现“两张皮”，出去和进来的制度规则不协调，“这使得中国企业做外贸的做不来内贸，做内贸的做不来外贸，本身就丧失了很多产能，下一阶段，不管是做线上还是线下贸易，一定要在内外贸一体化上下功夫，进行制度性的改革。”
　　12月1日，国常会聚焦内外贸一体化难点和堵点，提出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黄奇帆看来，中国未来几十年要形成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一体化的土壤和生态，关键要在制度规则、体制机制上形成内外循环一体化的土壤和生态，“从数字经济看，未来跨境电商应该是B2B和B2C相结合，国内的产业互联网和国际的产业互联网也要一体化，真正的动力源是跨境产业互联网的平台公司。”
　　张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央提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尤其提出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经济宏观管理上逐步减弱了经济刺激的力度，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整个经济放缓的趋势就形成了。
　　2016年，《人民日报》引用权威人士观点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在张军看来，过去7、8年经济放缓，民营企业处于“不适应综合症”状态，可能还期待经济会有很快的增长，但中央已经下决心要进行新旧动能转换。
　　张军认为，民营企业要适应经济“L”型放缓阶段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中央也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用刺激经济的办法再维持短期的繁荣，“我们可能进入一个‘L’型长尾阶段，很多民企，特别是传统行业的民企怎么去适应这个长尾阶段，这个问题需要提出来。民营企业在这个时候，需要有全球眼光，要有嗅觉‘走出去’。”
　　“全世界进入一个产业链重构的阶段，强调供应链的多元化，民营企业要顺应这个大趋势，到海外去布局。中国在这个时候需要产生大量的产能到海外去，才能更好地让那些高附加值、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留在国内。”张军说。
　　除了经济形势低迷、结构转型等宏观形势变化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整体影响，当前民营企业也遇到一些显性困难和隐性壁垒。在政策和制度方面，民营企业需要怎样的“宜商环境”？怎样保证对民企发展的连续性政策？
　　在研讨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现阶段我国要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间都需要理解、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应该以企业家精神为引领，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推动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方面应该有一些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
新质生产力需要创新
　　在研讨会上，不少专家表示，当前社会呼吁企业家精神，其核心是创新精神。
　　“我们需要把企业家和资本家区分开，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特殊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识别并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组织各类资源创办发展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刘世锦说。
　　不过，企业家精神也会受到内外环境的变化、治理结构的缺陷，也包括二代接班等问题影响，这些都有可能引发民营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断档。
　　对此，刘世锦认为，企业家是组合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的资源，是重要性高于资本的资源，“当前我们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要素，企业家才能体现创新，这也是我们现在经济转型的要求。”
　　“当前对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的认识，需要对企业分类做出相应调整，尤其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应该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刘世锦建议。
　　在研讨会上，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分析认为，近年来民营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太顺畅，从横向看，产业分布存在明显的抑制性，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从纵向看，民营产业上游占比提升相对较慢，大部分集中于中下游行业，说明民营企业纵向升级受阻、横向竞争加剧。
　　“我们觉得民营经济发展存在困境的背后，应该有自主性的成因，也有一些改革没有彻底的体制性问题，包括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方面制度的缺位跟越位并存、制度性壁垒事实上存在，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穿插在很多领域很难真正落地。”史晋川说。
　　在黄奇帆看来，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准入前国民待遇、各方面的平等保护等，对所有企业要一视同仁，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帮民营企业解决具体的问题，使这些企业在困难中发展起来，从具体细节中解决问题。
　　在刘世锦看来，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要持续地弘扬企业家精神，这也是国企和民企下一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包括产权制度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具体到民营企业，如何正确地认识企业家精神，也就是民营企业的创新？
　　“现在新质生产力除了新的制造企业之外，也包括新的业态、新的服务，在这个意义上，创新是多方面的，有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也有企业运作、企业文化的创新等，都会形成生产力。尤其在技术创新方面，要注重将科研成果转变为生产力，转化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要从制度上保障转化者的创新，从法律上明确创新的股权分享。”黄奇帆说。
　　张军进一步提到“耐心资本”概念，民营企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耐心资本，积累的资本可以传到三代、四代，同时，我国要继续增强有效的专利保护，“现在大部分优秀的民营企业都往外扩张，也对国内基础制度带来巨大的改进压力，我们要有耐心资本保障这些科技领域最核心的创新。”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