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12月13日讯 刚刚在迪拜落下帷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聚集了超过7万参会者。COP28不仅汇聚了各国政府探讨气候问题，也吸引了全球投资者发掘投资机遇。针对气候议题中的关键领域ESG投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邱慈观表示，市面上的ESG基金产品未必能助推可持续发展。这问题不只存在于国际，也存在于国内。同时，国内ESG投资处于早期阶段，ESG基金产品尚未及主流化，投资人的ESG认知有待培养。
　　财联社：最近COP28会议期间，ESG投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方式备受关注。目前ESG投资最受关注的领域和范围有哪些？
　　邱慈观：虽然我们常说ESG投资，其中涉及E、S和G三个维度，但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问题，近年来的主要关注点落在E和S两个维度上，其中尤以E最为瞩目。环境议题包括气候变化、自然资源、污染和废弃物、气候机遇等，范围很广，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例如，气候变化虽然被关注了相当时间，但现在关注点更精致，不只关注企业的碳排放量，还关注原材料的碳排放量。背后理由明显，因为经过学习和积累，很多以前关注点的数据现在都有了，所以会编制更细致的指数。
　　气候指数就是一个例子，这类指数出现了一段时间，但真正契合碳中和理念的气候指数则出现于最近三、四年，它们的编制要求比较高，需要多种数据。具体而言，从七种ESG投资策略看，国际上常将目标不同、编制方法不同的气候指数分成三代。第一代气候指数V1的目标在于降低投资组合的气候风险，其中以碳排放量为主，故采用剔除法编制，将高碳排企业从母指数中剔除，从而形成一支整体碳排放量低的新指数。第二代气候指数V2的目标在于寻找能解决气候问题的投资机遇，故采用可持续主题投资法编制，将新能源企业、电力车企业等解决方案提供商纳入，从而形成一支能帮助解决气候问题的新指数。当把这两代指数的目标结合，就形成了V1+V2气候指数，其中成份股既能降低气候风险，又能掌握气候机遇。第三代气候指数V3的目标在于与碳中和目标对接，要求组合的脱碳轨迹必须吻合国家达到碳中和目标的脱碳轨迹，其理念更细致、方法学推度更高，通常需要将剔除法、ESG整合法等方法复合使用来编制。
　　除了气候变化，E领域下的自然资源有一些新议题，生物多样性为其中之一。自从第15届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在昆明召开后，我国对生物多样性议题越发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庞大，只靠政府出钱绝对不够，还需要撬动社会资本，这就涉及金融产品的开发，而如何开发合适的金融工具来募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是一个关键。特别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标的ESG投资公募基金很难做，目前国际市场上只有几支，收益情况也并不好。
　　财联社：开发生物多样性相关的ESG公募基金，目前有什么难点？
　　邱慈观：目前难点有几个，一是数据库有待推进，二是投资框架有待构建，三是企业盈利模式有待开发。
　　首先，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数据库才开始编制，行业层级和企业层级的数据库都已出现，但完整性有待改善。其次，基金经理必须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符合国际约定目标的诠释，构建一个有意义的投资框架，从而才能选股。从全球市场上仅有的几支生物多样性股权基金看，经理显然对此还在摸索中。第三，投资人都希望从基金中获得一个合理的回报率，但基金盈利的前题是其中的个股要能盈利，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企业的盈利模式仍有待开发。
　　以长江禁捕为例，十年禁捕是为了给予渔类群种充分的休息时间，休养后才能复育。但在禁捕期间，捕渔公司虽然保护了渔类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但没有收入，也没法盈利。如果生物多样性基金是由这些捕渔公司形成，则虽然能达到保护目标，但盈利情况堪忧。换言之，这里有两个P，一个是保护（protection），一个是生产（production），两个P之间必须要能平衡。
　　对生物多样性公募基金而言，目前基金经理还在思考如何在保护和生产之间取得平衡。事实上，“保育金融”（conservation finance）是近年崛起的一个前沿领域，涉及如何以金融赋能生态保育，其中金融工具的开发者都在摸索如何在保护的同时也能让企业盈利。
　　财联社：ESG基金产品能助推可持续发展目标吗？
　　邱慈观：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人类在环境和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它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联合国的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另一是巴黎协定的全球温控目标，亦即碳中和目标。ESG基金产品是否能助推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但可通过欧盟的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SFDR）来看。SFDR把可持续投资产品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第9条款”（article 9）产品，这类产品具有可持续投资目标，能帮助推动SDGs、碳中和等目标的达成。第二类是“第8条款”（article 8）产品，这类产品虽不具有可持续投资目标，但具有ESG特质，能帮助投资人降低风险、提高回报率。第三类是“第6条款”（article 6）产品，这类产品无关乎ESG，属于传统的金融产品。
　　SFDR明显是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助推性来界定可持续投资产品的绿色颗粒度，同时也对各类产品制订了相应的披露标准。为防范ESG基金的漂绿行为，SFDR更制订了罚则，适用于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基金产品，无论该产品的发行者是否位于欧盟境内。在SFDR实施后，全球可持续投资的资产规模缩水不少，其中最明显的是标准最高的article 9产品。换言之，原先宣称有可持续投资目标但实际上没有可持续投资目标的产品，现在都不敢再宣称。基全经理会将这些产品从article 9降级为article 8，以免因名实不符而受罚。
　　由统计数字看，article 6产品最多，表示大多数的投资产品仍未将ESG因素纳入考虑。其次多的是article 8产品，而最少的是article 9产品。依据晨星今年第三季对article 8和article 9两类产品的统计，前者是后者的16倍，表示当对“以資金賦能可持续发展”做出较明确界定后，会发现真正能帮助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ESG基金产品并不多。
　　国内方面，至今并未对可持续投资产品做界定，未对这类产品以绿色颗粒度进行区分，也未对立这类产品做披露要求。事实上，国内以“ESG投资产品”作为这类产品的统称，但对于其真正数量、发行后的规模变化、投资人偏好等议题的探讨则存在着相当的限制。
　　财联社：和国际相比，国内的ESG投资处于哪个阶段?
　　邱慈观：国际上发展ESG投资大概是从1970年开始，文献常将1971年以负面剔除法编制的Pax World Fund作为ESG投资产品的滥觞。其后在1990年代ESG投资又陆续发展出正面筛选法、可持续主题投资法、积极股东法、依公约剔除法、ESG整合法等五种ESG投资策略，更在2007年推出影响力投资法。它们常被称为“七部落”，是ESG投资的七种策略，而基金经理可以单独使用或复合使用这些策略的方式来形成各种ESG投资基金。换言之，ESG投资是在投资过程中将ESG因素纳入，并通过基金经理选股时所使用的投资策略来做界定，而这种选股方式在国际上已发展了半个世纪。另外，国际上如贝莱德、富达、路博迈等知名的大型资管公司，都在传统投资產品之外又涉足ESG产品，开发了不少ESG投资产品。同时，国际上也崛起一批以发行ESG投资产品著称的“精品”资管公司，如荷宝、Calvert Investments等。
　　反观国内，国内发展ESG投资是最近五、六年的事，第一次举办大型论坛是2017年的天津论坛。因为发展时间短，很多事情还在摸索。特别是，先前基金公司并不了解ESG，也没有专业的ESG研究员，更没有专业的ESG研究部门。直到这两年，国内的头部基金公司才开始小规模雇用一、两名ESG研究员，启动比较深入的ESG研究。
　　国内虽已出现一些ESG投资产品，但从产品的发行文件看，其数据基础比较薄弱，编制方法比较粗糙，策略使用比较呆板，使用真正的数量也并非如表面宣称之多。
　　在ESG基金数量方面，市场上雖有统计，但常将国内ESG基金分成两类，一类为泛ESG基金，一类为纯ESG基金。为什么叫做“泛”ESG？这是因为基金的ESG纯正度不够，可能只是基金名称带有ESG意味，但并未真正使用ESG数据和ESG投资策略。真正的ESG基金必须具备五大要素：基金拟达到的ESG目标、通过哪些ESG策略来实现目标、使用的ESG数据、考核目标实现情况的ESG绩效指标，以及ESG信息披露。在基金成立之初向政府主管机关备案时，就须在发行文件中对这五大要素做出说明，其后更须纳入产品说明书中。
　　我做过一个政府委托课题，研究国内ESG公募基金的规况和趋势，其中包括研究国内真正符合ESG基金界定的基金数量。对于所有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立案的基金，这个研究必须将其备案文件、产品说明书等进行分析，才能得出基金数量。我带着研究员深入分析后，发现国内符合标准的ESG基金数量不多，大概只有20支。
　　总结而言，国内ESG投资处于早期阶段，ESG基金产品的方法学比较粗糙，距离主流化有相当的路程。当然，这些现象同时表明国内ESG投资有庞大的机遇，各方都须加倍努力。
　　财联社：公募基金以外，很多银行发行了ESG相关的理财产品，您怎么看待ESG银行理财？
　　邱慈观：如果ESG相关的理财产品能帮助普及ESG理念，那么从科普教育角度看，这些理财产品有促进ESG理念的效果，应该是好的。但问题在于，银行销售理财产品时常是从“赚钱”的角度、以吹嘘回报率的方式来卖ESG理财产品，而几乎不提背后的ESG理念。例如，市场上有一支基于“MSCI中国A股气候变化通用指数”形成的理财产品，该指数基于一个气候转型模型，利用ESG整合法来调整A股公司的权重，其方法学对外行人有一定的难度。国内理财产品的客户以张大妈、李大叔之类的散户投资人为主，银行理财经理会对他们解释这支产品相关的气候变化、转型风险等问题吗? 还是只对他们讲投资回报率? 以我看，如果不提ESG产品背后的ESG，而将它们当成传统产品卖，则卖这些产品没啥意义。ESG产品应该卖给能欣赏优点的投资人，当银行理财经理自己也不真的了解ESG，把产品卖给不识货而只想赚钱的投资人，产品甚至还让投资人亏了钱，则这种产品的存在性堪忧。
　　事实上，国内理财产品主要是张大妈、李大叔临柜购买。当理财经理推荐ESG理财产品时， 张大妈、李大叔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啥是ESG? 听不懂，重要的是产品要能赚钱!”那么，国内投资人在乎ESG吗? 如果在乎，在乎到什么程度? 会愿意以牺牲财务回报的方式来支持ESG吗?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背后的理论基础很深，学者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在此难以展开细讲，只提一个相关例子，由ESG投资产品的管理规模来看投资人对产品的偏好程度。
　　去年中证指数和上海环交所联合推出一支碳中和指数，其中纳入低碳排放企业及具有低碳转型可能性的高碳排放企业。这支指数由国内易方达、汇添富等七家头部基金公司追踪，形成ETF上市。上市时的规模高达153亿人民币，其后直线下滑，现在规模剩下不到原先的一半。除了这支指数外，市场上还有不少公募基金和ETF也发生规模快速缩水的现象，其中包括博时可持续发展100ETF。这支ETF也是基于一支指数形成，2020年上市规模14.7亿，半年内规模缩水到2亿，现在剩下不到1亿，下降幅度高达90%以上。
　　ESG公募基金的规模快速缩水，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背后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应该和投资人并不真正偏好ESG产品有关，因而国内这类基金的规模都偏小，很少超过20亿。另外，由于投资人兴趣有限，基金公司在推出ESG产品之际，往往要靠关系“借规模”，帮助基金成功上市。但出借规模的资金方未必真正偏好ESG，在出借成功后就会快速脱身，将资金抽出后再投资在其他地方。对于需要长期才能发酵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引入超短期资金是没法帮助推动的。因此，如何培育投资人的ESG偏好、有针对性的开发ESG投资产品，是国内未来必须努力的方向。
（文章来源：财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