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经济的这轮反弹，或许更多地受益于国际产业链的重构。
　　韩和元
　　今年以来日本经济明显反弹，多项指标录得亮丽的数据。据此，有人认为，日本经济正在摆脱通缩的阴影。有人甚至认为，日本经济向好的拐点已经出现。但我的看法是，断言日本经济向好的拐点已经出现，为时尚早。
　　其一，“失落的三十年”里，日本经济并非水平发展。事实上，从2002年到2007年，受益于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日本经济曾一度出现过一波小反弹。2003年开始，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录得1.54%的增长，2004年该数值为2.19%，2005年该数值为1.8%，2006年该数值为1.37%。自此，日本经济走出了此前12年三度衰退的阴霾。同期的日本，按照资产价格表现排序，总体趋势为股票>外汇>债券；从2003年至2006年，股票市场表现最为优秀，而2002年和2007年则是日元市场表现更加出色。不过，小泉时代日本经济虽曾强劲复苏过，但并未改变日本失落的整体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再度衰退。随后，日本政治局势再次频繁变动，日本经济也随之再度陷入低迷。
　　其二，困扰日本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首先表现为，日本政府长期采用的包括低利率及量化宽松（QE）在内的货币政策，已然成为绞杀其国家竞争力优势的罪魁祸首。随着20世纪80、90年代一轮新的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可惜的是，随着大泡沫的破灭，日本政府一味地只顾眼前利益，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是顺势杀死僵尸企业、出清债务、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结果是支撑了其原有的产业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根本无法享受到中国、韩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由于新兴经济体加入战团，使得日本国内产业逐渐趋于疲敝——受制于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高企，日本在中低端产品上，无法与中国、韩国等国展开竞争。而由于无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日本在高端产品方面也开始变得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的竞争。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日本固化了原有产业结构，丧失了新陈代谢的功能，结果是其经济日渐“僵尸化”，这正是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的根本原因。
　　此外，畸高的债务率也是拖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且增速极快。根据IMF数据，1990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仅有69%，但1996年就突破100%，2009年突破200%，2022年则高达261%。32年间，每年平均提高6个百分点。横向来看，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政府债务率最高的国家，其他国家与日本相比差距巨大。例如，2022年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率分别为：美国122%、法国111%、德国67%、英国103%、韩国54%、印度83%、中国77%，均远远不及日本。从日本央行的数据来看，2022年日本国家政府债务总计是GDP的2.2倍，是中央政府预算税收收入的19倍。
　　2010年初，哈佛大学的两名经济学教授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债务时代的增长》的学术论文，研究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研究了44个国家200年来的数据后发现：当一国或地区的债务占其GDP的比重超过90%，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往往比债务低于GDP比重90%的国家更慢，即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率超过90%的阈值后，其经济增速将显著下降。当然，这篇论文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批评。原因是两位经济学家在研究时，出现了“数据处理错误”，或更一般地讲“统计错误”。但批评意见认为，上述论文的第一点，即“当一国或地区的债务占其GDP的比重超过90%，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往往比债务低于GDP比重90%的国家更慢”仍然是正确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部分地解释了日本经济为何持续低迷。
　　目前日本经济的这轮反弹，或许更多地受益于国际产业链的重构。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美欧提出“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回流，并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降低产业链、供应链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美国试图以“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策略增强对中国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而日本在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方面，无疑保有优势。据日媒报道，2021年以来进入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外资已超过140亿美元。但是，对于日本而言，这种由于特殊国际环境带来的利好是否能够长期持续，需要打一个问号。正是这个疑问的存在，让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充满变数。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