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财政支出有利于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专家:关键在这几个层面上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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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财政支出有利于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专家:关键在这几个层面上发力
2023-12-26 07:46:00
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扎实做好经济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就业、产业、区域、货币政策同向发力提供了重要支点。
  凯恩斯主义认为,扩大财政支出有利于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当私营部门对需求产生悲观预期并减少供给时,政府应积极干预,通过额外的支出增加需求,改善企业预期,促进企业投资和生产、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消费,进而提高GDP。然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则认为,增加财政投资可能出现“与民争利”的情况,挤出私人投资,压缩居民消费,抑制经济增长。
  上述分歧的主要焦点是政策支出的乘数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是1.5,即1元财政支出会导致后续几轮的1.5倍的总支出。有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在短期内是“挤入”的,但长期均衡时是“挤出”的。当下企业对利率并不敏感,而是对未来的发展机会更敏感,低利率并不一定带来更多投资。
  新形势下,应当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让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具体而言,财政政策的发力点是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今年四季度,中央财政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全部转移支付给地方,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等。未来,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以下几个层面上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在改善民生中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财政政策具有更为鲜明的公共属性和人民属性。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让财政政策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的有效手段,更好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形势下,财政支出可多用于老旧小区改造、租赁住房、公共交通等项目投资,更多着眼于公共教育、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这种政府投资其实是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其消费能力。居民消费的增加反过来又会增加非公共品的需求,带动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最终,通过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持续投入,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消费热情、推动消费升级,促进生产、交换与分配的良性循环。
  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在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尤其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为代表的领域,由于创新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资金回笼的周期比较长,且存在较大的正外部性,因而私人部门通常投资不足。新形势下,应加大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领域的投资,弥补民间投资缺口,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激发民间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
  此类政府投资的受益者是全社会。一旦投资成功,企业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增加供给;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进而增加需求。由此,在供给侧投资和需求侧消费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大规模新基建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投资困境。在内外需收缩背景下有必要适度超前布局,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未来一个时期扩大内需的重要背景,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新形势下,可围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在地区协调发展中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其中,政府投资是关键的一环,要发挥逆周期、跨周期调节作用。比如,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交通、能源、水利、农业现代化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实现区域间物理距离和信息距离的互联互通,提高区域间人力、物力、资金、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流通效率。
  政府投资项目要更多采用本地化就业导向,吸纳更多劳动力,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引导和吸引本地化上下游产业增加供给,带动当地企业投资,继而带动更大规模的本地化就业、收入和消费。
  在防范化解风险中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房地产、股市、地方债相互联动,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房地产和股市,对于居民来说具有财富效应,对于企业来说是投资效应。同时,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是市场主体预期的表征。无论是企业投资还是居民消费都是预期的函数,需要通过提振“两市”来阻断“螺旋下行”。
  资本市场活跃和房地产稳步发展,有助于增加居民财富效应拉动消费,进而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要持续关注房地产市场走势,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切实加强预售资金监管,确保在建项目顺利完成;抓紧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同时,针对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奠定良好的体制基础。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邸俊鹏)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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