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PAG掌舵人之一、亚洲私募股权巨头的单伟建，目前管理超500亿美元资产，也许最能说明太盟的投资风格——控制权收购（Buyout）。曾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拿下韩国第一银行的控股权，而后银行走上正轨，单伟建一战成名。
　　在自己的第二本书《金钱博弈》中，他毫不吝啬道出了救活韩国第一银行的过程、如今经济局势变幻下的信心。这许，这正是单伟建本次能够“出手相救”的勇气来处。
　　办大事不算小账
　　早在韩国第一银行收购案中，单伟建就显露出对待被收购方的真诚、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信心。
　　1999年的冬季，单伟建终于完成了《共识备忘录》的签订，独家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尽管前期单伟建已带领团队就备忘录的签订在政府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但外部变动不遂人意。韩国政府突然“换将”，对方的回避态度也加剧了单伟建的不安。
　　但很快，单伟建意识到建立解决信息不对称是眼下最为重要的任务，并向对方直言：“你们要是觉得我们在任何问题上的意见有不公平之处，请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单伟建开始与对方分享己方的财务模型。
　　如若说，收购谈判好似一盘棋局，这一行为无疑是向对方亮明底牌。单伟建的想法是“双赢”，让对方直接看到财务模型中的种种假设，对方会意识到作为收购方的新桥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绝对基于对各种风险的考虑，无乘人之危的企图。一时阻碍难以消除，但谈判氛围轻松了下来。
　　面对投行的经典说法“先钓上来再调包”，单伟建认为这对于无经验的卖方是无益的，同时也负担了更高的风险。他在博弈般的谈判中明白，“为对方着想”是一个重要的谈判技术要领。
　　在新桥工作期间，他敬佩夫人高级合伙人庞德曼也是秉持这一风格的谈判高手。他是个有远见、有气度的人，办大事不算小账。他经常说：“从大局来看，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单伟建也意识到在谈判艰苦时，才是抛出这些让利最好的时机，如若太早，对方则会不断逼迫。
　　单伟建明确表示，谈判成功的关键是双方建立互信，尤其当双方将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时，没有信任基础难以持久。建立互信的唯一方法是坦诚相待，即使有时因此失去机会。
　　从长远来看，在市场上建立起信誉，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当时，新桥也确实给了韩国政府不少的优惠条件。
　　不破不立，举新贤
　　投资人赚的是自己该赚得钱，单伟建一直实践这一点。控制权收购延续了巴菲特风格的价值性投资，重点关注投资目标的盈利能力和盈利增长的潜力，通过收购控制权来改善企业的经营，从而创造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一家公司或可迎来在市场中的重生，对于股权收购方与被收购方都是好事。
　　2010年，单伟建加入太盟以来，相继投资过盈德气体、珍爱网、大阪环球影城等项目。至2021年底，太盟投资的700亿美元已实现退出了400亿美元。而在判断一家公司时，单伟建直言，投资机会往往可遇不可求，但遇到后，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判断出这是一个好机会，还在于对于整个领域的了解。
　　面对像《金钱博弈》中韩国第一银行的情况，作为投资方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经历了重重坎坷，签订了《投资条款书》后，当时韩国第一银行破产的命运急需改写，单伟建开始针对其量身定制改造方案，重组、改造，更换管理团队。
　　奉其命，新行长科昂发现，韩国普遍采用的会计制度有缺陷，将其改为依据西方会计准则以累计的方式计入，比较准确地反映银行盈亏的状况，不必等到年底算总账。管理层可以即时看到盈亏的真实状况，而据此调整自己的战略，无须等到年底才能了解，使战略的调整滞后，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
　　管理团队也得到重组。在韩国的企业中，升迁一般都是严格论资排辈，而且女性不被重用。在韩国第一银行的历史上，竟然没有业绩考核制度，也没有能力评估的人事档案。
　　按照国际市场标准，这样的用人制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任人唯贤成为新制度，改变了银行的文化：唯贤是举，无论亲疏，不说洋人老板的语言也没关系，也无论岁数和性别，成为韩国第一银行用人的标准。
　　同时，在新桥的团队管理下银行成立了“决策科学部”，借助复杂的统计工具、概率论的算法和大量的历史数据，根据贷款申请人得分的高低做决策，整个计算由电脑自动处理的。
　　输入客户数据的是分行的员工，在客户申请贷款的时候就收集完成了，银行借此发展出了按揭贷款和无担保消费贷款业务，不良率直线下降。韩国第一银行焕发了新生命。
　　2003 年信用卡危机发生时，在管理层的预判和果断决策下，韩国第一银行不仅躲过了一次大灾，而且在危机到来时，是当时韩国银行业唯一一家没有任何信用卡公司风险敞口的银行。最终，单伟建的团队将其改造成了韩国王冠上的一颗璀璨宝石。
　　借力他山之石
　　单伟建认为韩国对于外资的开放，真正始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是迫不得已挽救国运之举。而此时，中国对于外资逐渐开放已有20年的历史。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市场都是有争议的，有的步伐快一些，有的步履蹒跚；有的自愿，有的则是无可奈何。
　　但一个国家到了比较发达的水平，除了有关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基本上对外资是开放的。中国也是如此，时至今日，除了商务部公布的“负面清单”上的领域，中国市场对于外资基本上全面开放。正因如此，中国跃升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主国。
　　韩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银行体制几乎崩溃的情况下引入外资，改造其银行系统。危机之中，国内资金几近枯竭，国库见底，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因此走上这条路，实在是被逼无奈。而在本世纪之初我国的银行体制改革，大量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则不是因为缺钱——当时府库充盈，而是为了引入国际最佳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方法，以彻底改造中国的银行体制，使之长治久安。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就凸显了对待外资和外国人才的态度迥异。而中国循序渐进开放，基于对其带来的好处不断加深的体会和认识，基于与国际市场的逐渐接轨。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外国直接投资”指投资方直接拥有或控制被投企业10%或以上股权或投票权。直投有别于流入公开证券市场——股票或债券市场——的被动金融投资。前者通常是长期投资，后者可以随时买卖。外国直投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直投往往伴随着技术、产品、品牌、知识产权、管理方法和人才的利用或转移，所以带来的价值和无形资产远大于金钱本身，所以对东道国的贡献比被动金融投资更大。
　　2020年，中国引入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位居世界第一，达到 1630 亿美元。2021 年，中国屈居第二，但总额增长了20%，达到 1790 亿美元。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又成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翘楚，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巨大潜力日益得到外国投资者的认可。
　　其实中国从40几年前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尤其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与外商是密不可分的。在2020年，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39%，不可不谓举足轻重。
　　市场开放的程度可与发达国家比肩。21世纪之初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大量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则不是因为缺钱—当时国库充盈—而是为了引入国际最佳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方法，以彻底改造中国的银行体制，使之长治久安。
　　单伟建认为，中国政府表现出来的主动凸显与韩国此前对待外资和外国人才的态度迥异。中国循序渐进开放，基于对其带来的好处不断加深的体会和认识，基于与国际市场的逐渐接轨。
　　单向的开放，不是真正的开放
　　近年来，私市股权投资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但很少有私市股权投资收购的交易被清晰、详细和深刻地描写过，也没有哪一笔交易的全过程能被完整记录下来，更没有亲历者详细地讲述过一笔重大投资自始至终的故事。
　　这本书旨在填补这个空白。这本书讲述的是一起影响深远的重大收购交易：单伟建博士率领新桥的团队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经济陷入风雨飘摇，韩国第一银行更是面临生死存亡，其能否起死回生，是韩国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这一背景下，由一家美国投资机构收购韩国的这家大型银行，此事对韩国政府及金融体制的影响、对韩国民众的刺激、交易过程的艰难险阻等可想而知。作为实际操盘者，单伟建博士在这本书中高度还原这次交易的台前幕后。他回顾了起意、谈判、成交、管理、出售的全过程，其中的政商关系、商业竞争、民族情绪、舆论导向等之错综复杂、盘根错节，都被娓娓道来。历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加入、政治气氛对跨国收购的影响、谈判人员的数次更换、民族情绪的不断膨胀等不利因素，单伟建博士及其团队最终和韩国政府共同投资约9亿美元，成功收购韩国第一银行。
　　是否对金融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笔者认为，这个故事还能折射出另外一层意义，这就是一个国家对于外资和外国人才开放，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从来争议不断，至今未了。
　　民族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情怀。但是在每一个国家当中，都难免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其特征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排外。各国的历史证明，狭隘民族主义不是爱国，而是害国，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发达起来。中国只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开始崛起。韩国引入外资改造其银行体制虽然不情愿，但食髓知味，后来成了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之一。
　　单向的开放，不是真正的开放，双向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中国的市场，不但需要外资走进来，中国的企业还要走出去，捕捉外国市场的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位列全球第一，为1537亿美元，而存量占全球第三，净额达到25807亿美元。中国2.8万家投资者在境外共设立境外企业4.5万家，分布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有的中国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创立了全球品牌，国人应该引以为傲。
　　笔者曾经在美国的沃顿商学院当过教授，在拙作《走出戈壁》中描述过收到沃顿、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的聘书之后难以抉择而踌躇不前，但也深刻体会到美国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在于兼收并蓄，延揽全球人才的包容性。同样，美国的大企业中，外国人当首席执行官者不可胜数。真是英雄不问出处，唯贤才是举。如果一个中国企业的高管是洋人，对于企业，对于国家，是利还是弊？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社会上仍然不无争议。
　　笔者主导的另一项重大投资——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收购深圳发展银行的控制权，就是聘请了一名外籍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其人不负众望，不辱使命，改造了深发展，转亏为盈，给银行和所有股东——深发展是上市公司，有几十万股东——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这位洋人是当时的最佳人选，尽管他有“瑕疵”——不说中文，但瑕不掩瑜，我们看重他是个修理银行的专家，所以还是启用了他，收到奇效。这个故事也很精彩，留待以后再讲。
　　当中国市场不但使外资趋之若鹜，而且中国企业能够不拘一格，不问出身，大批吸引世界上最佳的人才为之服务，甚至当高管，乃至第一把手，那将真正标志着：厉害了，我的国。
　　书中所呈现的人生智慧、投资理念、权力平衡，都将令人受益匪浅。对于想要借鉴成功经验以用于并购实战的读者，想要知道私市股权投资机构是如何达成交易并创造巨大价值的读者，想要窥视大国博弈下的金融运作的读者，以及对金融领域跌宕起伏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值得再三阅读。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