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全国审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了今年审计工作的六大重点，其中，和财政相关的“税收洼地”、地方债务等问题成为重点。
　　按照会议要求，今年将围绕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开展审计，密切关注财政、金融等关键领域重大改革任务的落实和进展情况，深入揭示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中违规出台“小政策”、形成“税收洼地”等问题，严肃查处违规返税乱象，加强转移支付资金审计，盯紧看好宝贵的财政资金，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督促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推动加快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此外，密切关注地方债务管理等情况，深入揭示重大财务舞弊、重大财政造假等突出风险，及时反映影响经济安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于地方债务风险而言，显性的政府负债率并不高，中央国债+地方显性债占GDP比例合计50%，低于国际上60%的警戒线水平。同时它是透明的，限额管理的，融资成本低，举债期限长，专项债很多是期限二十年以上，所以显性债风险相对可控。但如果把地方城投的隐性债务计算在内，即广义政府负债率，那么就不容小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马光荣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严防地方债风险
　　此次，审计署要求，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这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财政部会议一脉相承。
　　马光荣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中央国债+地方显性债占GDP比例合计50%，地方城投大概占GDP的比例为40%，所以，广义的政府负债率或超90%，因此，防风险势在必行。
　　他提醒，由于中国国情，地方债务呈现出比较大的地区间差异。所以，尽管有的地区还比较低，但是另外一些地区，尤其是一些中西部的省份负债率是比较高的，同时其偿债能力是偏弱的。所以，总的风险可能还可控，但是个别地区的风险很容易因为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产生跨地区、跨市场、跨机构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显性债分配也呈现出了新特点。
　　“显性债是限额分配的，我们关注了最近几年的数据，显性债限额分配原本应该体现激励原则，对于财力强的、原先风险低的地区应该多给额度，但是近三年来，有一些财力很弱、风险比较高的地方，中央考虑到这些地方财政压力更大，需要财力均等化以及需要化解当前的风险，所以给了它更高的债务限额。这样的分配隐含了未来的一些风险。”马光荣提醒。
　　同时，近些年来，城投举债当中借新还旧的比例非常大，因此城投债的发行量尽管仍然在迅速增加，但是当中借新还旧比例高达七成以上，所以，基建投资尽管近一两年略有起色，但仍然在低位运行，原因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付息压力和还本压力也很大，相当多的债务无法转换成新增的投资。在这种背景下，非公开的非标的违约近年来呈多发趋势。
　　对此，马光荣建议，对地区债务风险，化解存量债务，核心是降低存量债务融资成本，优化期限结构，延长举债期限，以时间换空间。同时，遏制增量债务，继续开好前门和堵好后门，这需要我们处理好国债和地方债的比例，一般债和专项债的比例，以及专项债限额在地区间配置的比例；在堵好后门上，需要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机制，需要加强对城投平台常态化、穿透式的监管。
　　从长期来看，应构建地方政府债务管控的长效机制，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投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基建领域，从而推进融资平台的市场化改革。优化央地之间的财政关系，匹配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力。
　　加大“税收洼地”监管力度
　　防范风险之外，今年审计署还提出，要严查地方招商引资“税收洼地”问题。
　　据了解，近些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出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企业所得税减免、个人所得税减免、增值税减免等，部分地方政府还根据自身财政可承受能力，出台了财政奖励配套政策。
　　特别是核定征收形成的税收洼地，由于税务机关对核定范围、应得所得税率或应纳所得税额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纳税人按照核定的应税所得税申报纳税，即使据以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与纳税人实际经营收入不匹配，也无需承担偷逃税的税务风险。
　　然而，这些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空壳企业，部分地区优惠政策给了，自己却没有享受到企业带来的税收与发展利好。这样的“税收洼地”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
　　2021年，我国首次提出了要对“税收洼地”的避税行为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对此表示，一些税收洼地已经到了需要清理整顿的时候，打造税制有竞争力的区域，不代表是避税港，不能利用这个漏洞去偷漏税。
　　“在政策制定中要兼顾国内国际，提升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随着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经济波动和国外宏观政策变化，都会对我国经济金融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反过来，我国经济的波动、政策的变化也会对外产生溢出效应，而产生溢出效应又会有反作用回来影响我们自己的经济和金融。所以，今后我们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政策出台的时机与力度，都要兼顾国内国际的情况，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对本报记者表示。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