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对世界文明发展有过重要启迪。儒家文化就曾影响欧洲启蒙运动，中华文明的管理经验与制度设计也曾获得西方人的关注。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拉赫的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甚至认为，欧洲人的亚洲知识始于印度，归结于日本、中国，但终端和基础在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中华文明以儒道为载体的关系主义本体论和生成主义思维范式，给世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此相应，中华文明也受惠于外来文明。近世之前，因消化吸收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明，中国的哲学、文学得以长足发展。明代以后，则体现为对以“两希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借鉴与学习。由此，不仅天文、历算有了根本性变革，而且从欧洲传入的人文主义与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相融合，其所产生的深刻变化至今仍未终结。
　　基于独特的文明养成，中国人对这种交互影响的必然性、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主张“和而不同”，并期待由“交通成和”，达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目的，并由衷地认为“不同同之之谓大”“有万不同之谓富”。其核心的要义就是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主张由对话消除隔阂，在互市中求互通，在互利中求互补，是为文明互鉴。
　　新形势下，随着中国和亚洲的整体性崛起，全球政治格局正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进行重新建构，不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与领导力正在发生重大的“典范转移”。文明互鉴论无疑顺应这一潮流，是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人类文明发展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身处推动学术交流、思想交汇乃至文明交融的一线，我们能够直接体会到当今世界知识已然是整体性地产生并传播的现实。故拆毁边界、跨越协同，在融合中迎接一种富有弹性的张力出现，一种自我修补、更新能力的产生，一种新知识的汇聚和新的边际效应的释放，可以使既有知识的颠覆与更新成为可能，新问题乃至新学科的出现成为必然。
　　如此长期深耕、持久努力，才有可能克服单向度、小概率，走向长时段、大数据，才能走出个人模式，赢得多元角度，进而由关注自身境遇，走上寻找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大道。在此过程中，一定不能忘记“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等古训。要鼓励各种探索，向多元和差异开放，从而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共同体。
　　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就能以“共同价值”为理念遵循和价值旨趣，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所宣扬的“普世价值”逻辑，在共商中凝聚价值共识，在共享中实现秩序正义，将文明互鉴论贯彻到底。
　　事实上，世界各文明体自形成后，曾迎来丝绸之路这一交流互鉴的历史契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敏锐地看到了不同文明交汇、碰撞所催生出的新文化。所以，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断言，“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提出，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存在多种挑战，不只在语言方面，还涉及历史经验。有鉴于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人文交往超过2000年，所以中国学者和学术界在发掘“一带一路”之于促进文明互鉴的意义方面天然负有更多的责任。由此，既增进世人对中国故事、中国话语的了解，又能增进世人对中国理念、中国思想、中国价值的理解。
　　以往的西方汉学研究因文化隔阂、语言障碍等因素，其驱遣典籍的广度、深度难免不够充分。更关键的是，其对中国问题的各种表述常基于自身的经验，带有较为明显的“自传性”色彩。这使得相关研究从方法到结论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排异性。故超越固有文化的执念，通观全局，既不固守前见，又不过持主见、惑于偏见，由“单向引进”转为“双向融合”，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来提质增效，显得日益重要。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从本质上说都是全球性的，需要调动所有的智慧来协同应对。公元前5世纪前后，东西方出现了奠定人类文明基础的“轴心时代”。眼下，“第二轴心时代”正在到来，甚至已经到来。人类由“自存”进入“共存”，由“独白时代”进入“对话时代”，多元文化的多边互鉴与视野融合迫在眉睫。历史充分证明，只有文明互鉴，才能建成开放的社会，才能建成知识共同体，并使各自的文明得以保存与发展，使之获得意义与价值。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