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也是两会会场频频被提及的关键词。

　　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五个中心”建设成效将起决定性作用。代表委员们表示，要更大力度推进“五个中心”建设深化落实、突破提升，以源源不断的生动实践把宏伟蓝图高质量转化为实景画。
　　向外看
　　提升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
　　上海“五个中心”都冠以“国际”二字，在代表委员们看来，这意味着要学会“向外看”，增强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
　　市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信息研究所所长王振认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面向国际、面向全球，不仅要具备高度国际化的构架、基底，更要形成全球影响力，即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这必然要直面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日益激烈的中美博弈。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国际最先进的国家或城市相比，我们还有不少差距。”在王振看来，外部挑战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美国在科技、新兴产业、贸易等领域对我国实施打压或“减少依赖”，这对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国际要素集聚、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发展都会带来新的挑战；二是CPTPP、DEPA等国际经贸新规则，涉及多项深层次改革开放事项，这对上海“五个中心”走向高度国际化，带来适应新规则的新挑战；三是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都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及税收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提升其国际影响力，这对上海形成竞争压力。
　　“面对最高水平的国际竞争，我们不能被动应对，而是要主动迎接挑战。”代表委员们认为，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就要跳出地方经济的狭隘视野，放眼全球，积极应对国际新规则、新技术，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变化、对世界主要城市群和主要城市情况了然于胸；看懂国际规则的变化、技术体系的变化、发展范式的变化，看到这些变化给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带来的机遇。
　　市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认为，提升上海五个中心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在金融开放、贸易投资开放、全球科技协同等方面进行新的制度性探索，其中尤其要关注金融开放，“金融领域面临的国际竞争最为激烈，且从相关排名上看，近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国际化挑战也最大。”他表示，要立足上海优势，大力吸引国际机构和国际投资者“入市”，尤其要吸引FDI等长期资金通过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窗口”进入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之一在于提供更多具有吸引力的国际化金融产品。
　　抢先机
　　从底层逻辑研判把握变化
　　新技术变革在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蓝海，这给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新能源汽车出海，被许多代表委员提及。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91万辆，除了传统中东、南美和俄罗斯市场之外，产品畅销欧美，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独占鳌头。而上海本土的特斯拉、上汽等车企表现不凡。在市人大代表、上海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亚太中心亚太区总经理庄炜看来，这一成功案例，得益于我国完整协同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比如提前布局电池原材料、零部件和整车等环节，从而获得在新赛道的先发优势。
　　但新的挑战也接踵而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绿色低碳布局。以欧盟为例，为促进绿色循环经济，以及维护区域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欧盟出台“绿色工业计划”，并通过实施碳排放边境调节机制（CBAM）。鉴于目前CBAM呈现出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的苗头，不排除日后影响到中国的出口新能源汽车。“一旦实施，经贸规则中产品含碳量将变得格外关键，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认证则亟需规则规制。”庄炜表示，考虑到CBAM将限制市场准入并构成对进口中国产品的歧视，中国的新能源车企要未雨绸缪，加快产品研发，认真研判新经贸规则下“碳游戏规则”的溢出和边界。
　　“在这场由‘绿色低碳’为关键词的经贸规则演化进程中，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越来越多成为企业主动或被动披露的规则内容。”庄炜认为，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新形势下，上海的企业必须牢牢把握“碳”时代，迎“碳”而上，确保在出海中继续保持竞争力。
　　这就是市场逻辑、技术逻辑变化带来的挑战。代表委员们认为，“五个中心”建设，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的主动仗，要从底层逻辑角度把握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变化，提升国际规则建构能力。最近，市人大时隔十年后全面修订一部条例，即《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工委主任阎锐表示，“修订这部法就是为了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新形势，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全面对接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回应贸易企业提升国际化能力的新诉求，增强企业扎根上海发展的信心。”
　　“我们要科学研判技术对规则的影响，把握技术主导带动规则形成的机遇，抢抓规则制定先机，不打无准备之仗。”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认为，新技术变革的“创造性毁灭”效应必将引发多元领域的结构性调整，“五大中心”建设必须加快调整，推动其与新技术变革“同频共振”。
　　在她看来，“五个中心”建设要强化把握趋势前瞻布局能力，瞄准技术变革赋能重点产业方向领域，前瞻谋划布局基于新技术应用而具备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培育布局全球的世界级本土企业，同时更加注重塑造与科技创新新方向、经贸趋势新动态及城市功能新要求相适应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支撑环境等，以期能够充分抓住新技术变革开辟的增量空间和发展机遇，塑造未来竞争新优势。
　　寻突破
　　把握好安全与开放的关系
　　“五个中心”建设，每一个“中心”的推进，都有需要进一步改革、突破、跃升之处——经济中心的国际地位、金融中心的国际化水平、贸易中心的枢纽功能、航运中心的资源配置能力、科创中心的策源功能等，均有待新的突破，寻求更大的“开放”。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开放必然带来安全问题。比如金融开放带来的市场安全问题、数据开放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科技创新和革命带来的科技安全问题等。
　　如何处理开放与安全二者的关系？
　　“越是开放就越要注重安全，越要平衡好安全与开放、发展的关系。”沈开艳认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风险挑战严峻，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我们原有的体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突破、探索和重构。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对标国际标准，顺应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构建与国际高标准高水平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比如以自贸区和浦东新区先行先试为探索，积极推进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更深层次的开放。
　　对“五个中心”建设的谋划推进，要始终站在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代表委员们认为，要深入研究、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把握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趋势，提升对风险精准识别、动态监测的能力水平，善于运用技术、信用等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构筑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安全监管体系。
　　“目前影响安全的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新技术进步对传统业态的‘创造性破坏’，二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在钱军看来，对于技术进步的风险，要用科技提升监管能力，比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加强对商品、票据等流动的全链条跟踪，进而从源头就确保每个环节的真实可靠。对于离岸贸易的真实性审核，也可以探索运用区块链、监管科技等技术手段提高审核效率，并通过智能合约等机制推动事前审核向事后稽查转变。另一方面，持续完善产业相关配套制度，可以利用新片区制度优势进一步探索创新，在保证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前提下提高人财物的跨境流动便利，“总之，要在开放中考虑安全，在开放中提升安全。”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