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公布了本国202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德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为6.5%，换算为美元约为4.5万亿美元。再来看日本，虽然该国的相应数据需等到2月份才会公布，但根据2023年第三季度（7～9月）的数值估算，去年全年日本的GDP总额约为595万亿日元。按照目前的汇率，以美元计价，日本2023年的GDP约为4.1万亿美元，低于德国。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名义GDP将被德国超越，降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自1968年首次超越德国（当时为“西德”）之后，相隔55年重新出现排位的颠覆。
　　当然，这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早于2023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一份题为《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在报告中IMF预测称：2023年日本的名义GDP将同比减少0.2%，降至4.23万亿美元，德国将增加8.4%，增至4.43万亿美元。但德国方面的数据甫一发布，日本政府和经济界仍感到震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1月16日的记者会上就公开表示，虽然德国的超越主要原因在于日元的贬值，但是，日本经济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他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经济中，由于收入增长乏力和其他因素，企业削减投资和工资，家庭削减消费，整个国家陷入了成本削减型经济。
　　被德国反超的日本，其经济固然面临着国内外诸多问题的困扰，但当前的德国仿佛也没有太多“反超日本”所带来的振奋迹象。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编制的长期经济预测报告就充满了危机感。报告预测，到2026年，反映德国经济增长平稳速度的潜在增长率，将下滑至0.3％，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未来10年以上，该指标都不会上升到1％。而上一次德国潜在增长率跌至1%附近，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间。
　　二战之后德国通过福利制度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问题在于，慷慨的福利制度需要雄厚的财政实力配合。长期高负荷的福利体系，已经让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福利开支已占到该国GDP的33%，并在养老、医疗等关键领域不断出现资金缺口。为维系福利制度，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与此同时，由于资金过度地向福利方面倾斜，也对其他方面的支出形成了“挤出效应”。政府手里有效调节和刺激经济发展的资金也随之越来越少。因此，德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中。
　　统一后，为整合两德的货币，拉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差距，德国将大量财政向原东德地区倾斜。最初阶段确实使得原东德地区的投资及个人消费增加，德国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由于结构改革缓慢，财政负担加重，这种经济繁荣难以持续。当时，德国的潜在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2％区间。这严重影响了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个昔日的欧洲经济强人，因经济持续低迷而被嘲讽为“欧洲病夫”。更为要紧的是，德国的潜在增长率，未来却要下降到比当时还要低很多的水平。
　　德国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无疑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因素。与日本相同，德国的女性和老年人支撑了就业，但依然赶不上退休者增长的速率。虽然德国的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远没有日本那么严重，但其形势仍然严峻。有关数据显示，日本的老龄化率为29％，德国的该指标也高达22％。
　　虽然因乌克兰危机，德国接收了上百万的难民，但这些移民仍然无法弥补其劳动力大幅减少形成的缺口。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经济低迷的不安感，很多德国人对大量移民流入抱有危机感和敌视感，使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坐大。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为克服老龄化危机，继续扩大移民，则势必会引致德国的政治地图日趋分裂。
　　因能源问题导致的日益高企的成本，也是造成德国潜在增长率低迷的重要原因。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超过一半的天然气采购依赖俄罗斯。但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及对俄罗斯的制裁，德国再难以继续采购到低价的能源。与此同时，德国仍在执行“去核电化”、普及可再生能源，以期实现脱碳社会目标的政策。简而言之就是，俄乌冲突叠加激进的能源政策，使得德国的成本居高不下。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就显示，德国企业用电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
　　此外，德国数字化投资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默克尔上台后，格哈德·施罗德政府于2004年着手进行的劳动市场和社会保障的结构改革便陷入停滞，这也是严重制约德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由此可见，虽然名义GDP上德国已经超越了日本，但它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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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广州经济学者）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