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县域、潜力在县域、优势也在县域。
　　作为经济强省，浙江的县域经济发达。2023年，随着嘉兴平湖市（1008.7亿元）、嘉兴南湖区（1001.92亿元）、宁波宁海县（1001.2亿元）GDP首次突破1000亿元，浙江“千亿县”达28个。
　　工业成主要支柱
　　从浙江“千亿县”总量分布看，杭州8个、宁波7个、绍兴4个、嘉兴4个、温州3个、台州1个、金华1个。同时，2023年浙江GDP超900亿元的县（市、区）还有7个，几年“千亿县”有望继续扩容。
　　“从28个‘千亿县’经济数据看，工业是主要支柱。”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邓传林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从近几年经济数据看，28个“千亿县”中有21个“千亿县”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30%，主要发展产业包括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
　　邓传林进一步分析称，2023年，新晋“千亿县”平湖、南湖和宁海三地均坚持“产业立县、工业强县”发展战略，三地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超过40%，其中，平湖市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近年来，三地持续发力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平湖大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南湖大力发展智能装备、生命健康和新材料等产业；宁海推动光伏储能、高端汽车零部件等产业发展。
　　“三地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策略助力经济快速发展。”邓传林说。
　　同时，在邓传林看来，一方面，“千亿县”发展经验为周边县经济发展可提供经验借鉴；另一方面，“千亿县”通过产业转移外溢、产业协同、科技创新等形式与周边县进行协同配套发展，带动周边县经济发展，“如浙江推动工业大县与山区县进行产业链结对，助力山区县快速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县域经济仍面临挑战
　　县城强，则浙江强。一直以来，浙江县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备受瞩目，1/3左右的省内县域“标兵”常年占据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工业百强县市等各大榜单席位，入榜数量居于全国各省市前列。
　　在邓传林看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与江苏省较为相似，“百强县”“千亿县”数量众多，表现为典型的“狼群模式”。
　　“县域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协同，同时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互竞逐。”邓传林指出，浙江县域以民营企业为核心发展主体，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形成了多元化、专业化、集群化的产业生态，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品牌，块状经济发达，打造了一批具有特色的产业基地和园区。同时，浙江经济强县以改革创新为重要抓手，推进阻碍经济发展的各项改革，不断提高县域治理能力和运作效率。
　　不过，邓传林也直言，当前，浙江县域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一方面，县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头尾部县域经济规模跨度较大。2023年，浙江省90个县（市、区）中GDP最高的余杭区（2936.4亿元）是最低的庆元县（101亿元）的29.1倍。同时，浙江省山区县土地面积占全省比重超过40%，人口约占全省的1/4，但GDP仅占全省10%左右，且山区26县之间以及其与头部县之间的经济体量也存在较大差距。
　　“浙江县域推进共同富裕任重道远。”邓传林分析，浙江山区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及非山区县存在较大差距，2023年，GDP居山区26县首位的平阳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达到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的83.3%，“同时，县域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有待提升，民生领域还存在薄弱环节，农村人居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预备员”集结
　　从“后备军”力量看，一众具备冲刺千亿实力的“预备队员”已站门前。
　　2023年，GDP超900亿元的县市区高达7个，分别是富阳区、奉化区、吴兴区（不含南太湖新区）、龙湾区、江北区、嘉善县、秀洲区。此外，超800亿的县市区还有长兴县、临海市、瓯海区、东阳市、婺城区。
　　根据2024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今年，该省在继续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等工作的同时，将“一县一策”“一业一策”支持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同时完善山海协作工作体系，滚动推进产业合作项目300个。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领跑，也为县域经济发展推波助澜。
　　在浙江90个县（市、区）中，杭州余杭区凭借数字经济优势，去年GDP达2936.43亿元，同比增长8.5%，时隔一年经济总量重回首位。其反超宁波鄞州区的同时，也将双方差距拉大至133亿元。今年，余杭有望在浙江县域中率先实现GDP超3000亿元。
　　“全球化、数字经济等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机遇在于，逐步减少县域传统区位限制影响。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助力广大县域突破地理条件限制，不断提升县域链接全球资源要素的便捷度，将进一步释放县域发展潜力。”邓传林说，这将加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进程。经济全球化为县域链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需求端的全面升级推动县域供给端加速技术和服务创新，数字技术及其衍生服务下沉到县域，持续提升县域经济生产效率及智能化水平。
　　“这为县域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有利条件。”邓传林表示，从经济发展历程看，县域以往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输出地，但在全球化和数字经济日益深入的环境中，一些县域已经具备布局前沿领域的实力，“如乐清的电气产业、余姚的机器人产业等，县域在一些特色领域已经具备了源发创新的能力，有条件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质土壤”。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