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记述航海与探险的书籍在英国广受欢迎。此时已步入耳顺之年的丹尼尔·笛福，也“顺应潮流”，模仿纪实性航海回忆录的风格，以一名被放逐荒岛的苏格兰水手为原型，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虚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
　　故事的主角鲁滨逊·克鲁索曾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被“地狱狼”跟踪，还在俄罗斯草原上与鞑靼人战斗。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部分是主人公荒岛求生的经历。鲁滨逊在一场海难中侥幸逃生，却流落荒岛。但他并未消沉，而是利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修建住所、种植粮食、驯养家畜、制造器具。最终，他不仅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还将荒岛改造成欣欣向荣的田园。
　　实际上，主人公最奇特的“冒险”远不止这些，他还在经济学的瀚海中漫游了几个世纪，并且直到今天仍不断引发经济学家的思考。
　　鲁滨逊与世隔绝的处境，给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关于稀缺性的思想实验，即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最早用鲁滨逊的“案例”来阐述自己观点的威廉·福斯特·劳埃德，既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也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他在《关于价值概念的讲义》中将“价值”定义为如今主流经济学中常用的“边际效用”，然后用鲁滨逊的故事来论证，“即使没有市场和交换，经济学也能解释‘价值’”。
　　他引用书中的描述分析道，鲁滨逊认为谷物、朗姆酒、墨水等物品具有价值，证明随着物品日渐稀缺人们会更加珍视它们。比如，鲁滨逊说：“墨水快要用完了，我只好省着点用。”劳埃德认为，当墨水不足时，效用是最高的；如果存在第二瓶墨水，其价值必然低于第一瓶——这就是边际效用规律在发挥作用。
　　事实上，鲁滨逊通过精心分配有限的资源，包括其自身的劳动力，来战胜生活物资的稀缺，已经成为许多经济学家开展研究的“故事背景”。哈尔·范里安和他的《微观经济学》就是其中一例。不过，与劳埃德不同，他是站在生产者理论的视角来理解这个故事的。
　　范里安认为，鲁滨逊必须决定如何在采集椰子和“晒太阳”之间分配一天的时间。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每多收1个椰子或多晒1个小时太阳，其带来的效用将逐渐降低。根据这一假设，鲁滨逊应该在下一个椰子的价值不超过他为采摘椰子而牺牲的额外闲暇时停止工作。
　　范里安的理论是典型的“一人经济”模式。其最大优势是不会产生浪费，因为供需双方都是自己，如果自己不需要额外的椰子，就不用去采摘。同时，也不会有失业，如果鲁滨逊更想要额外的椰子而不是“晒太阳”，他会“雇用”自己去完成。
　　那么，当经济活动从一人扩展到多人，浪费会产生吗？如果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这种“和谐且有效的场景”能否被复制？
　　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引入野人“星期五”和鲁滨逊进行商品交换，并依据二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以及生产约束，找到双方“效用曲线”的“切点”，即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最优解。这一方法也成为如今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在讨论一般均衡下交换经济的标准模型。
　　作为一本虚构小说，为何鲁滨逊的故事深得经济学家的喜爱？答案可能不只是因为主人公沦陷孤岛的奇遇，更是因为其“人设”正是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
　　原著中，鲁滨逊在“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为“快速发财”频频踏上冒险之旅。而在18世纪的语境中，“冒险”一词本身就隐含着对超额利润的狂热追求。
　　即便被命运抛至荒岛，鲁滨逊依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谋温饱的“劳动者”。初到荒岛，他便以列表记账的方法分析自身处境，以“借方”“贷方”来区分收入与支出。他用资本收益的眼光看待周边的一切，小心翼翼地积累并分配财富，还不断修篱筑墙以保护他的“私有财产”。
　　在这位“理性经济人”视角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契约的总和。书中对鲁滨逊与其代理人——一位葡萄牙船长的角色设置，便颇具代表性。在鲁滨逊时隔28年终于返回欧洲时，此时已经穷困潦倒的代理人仍倾其所有偿还了对鲁滨逊的欠款，并交给后者一份详细的收支账目。鲁滨逊相信，这就是理想的诚信精神，因此，他也一丝不苟地出具了一张收据。
　　鲁滨逊的“经济人”属性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从最初援引书中的故事到根据自身理论需求创作新故事，业界甚至形成了一股风潮，并诞生了“鲁滨逊经济”这个专有名词。这其中，又以新古典经济学对其推崇备至。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偏爱从孤立个人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经济，这与鲁滨逊在书中的孤单境况最为相近。
　　不过，对于《鲁滨逊漂流记》的“原著粉”来说，这些理论可能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经济学中的鲁滨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人”，具有极强的计算能力，一切行动均以个人效用为指针。但在原著中，鲁滨逊除了“经济人”属性外，也存在彷徨与困惑，更像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人”。这可能同样与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相关。
　　在17世纪、18世纪之交，西欧社会正处于急骤变化中。一方面，追求最大利益被社会普遍认可；另一方面，血腥的殖民、原始资本积累等也引发了各界对人性的反思。“诞生”于这一时代的鲁滨逊很显然也受到了这些思潮的影响，因而才会时不时地陷入困扰。
　　从某种意义上说，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既是一位不安分的“冒险者”，也是一位虔诚的“悔罪人”。原著中多次提到，鲁滨逊忏悔自身“受到发财妄念的邪恶力量蛊惑”“渴望以超出事理所容许的速度发家”。这样看来，鲁滨逊可能不仅仅适合新古典经济学派，还可以成为心理学或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