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今年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发布，提出了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要学什么？县城在新型城镇化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应该怎么看优化村庄布局？如何来激发农村的消费潜力？给农民发钱刺激消费是否可行？
　　带着这些问题，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进行了专访。
　　谈及扩大农村消费，他认为扩大农村消费确实具有较大潜力，但是要合理评估这个潜力。而扩大农村消费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NBD：此前，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但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魏后凯：2020年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移，由脱贫攻坚进入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
　　2022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标题主要是针对当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来展开。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要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文件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确保”“三个提升”“两个强化”。“两个确保”即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是底线；“三个提升”就是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两个强化”就是要强化科技跟改革的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这里要强调的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要学习什么？要学习它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把握的。
　　第二，过去我们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是今年的提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里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过去我们工作的重心是脱贫攻坚，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我们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转移，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有了新的表述就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就不光是产业的振兴，还包括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方方面面。
　　另外，今年比较强调“有力有效”，也就是要在过去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提高效果，更加有力、更加有效地来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要推动县城向现代化小城市方向发展
　　NBD：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当下，县城在新型城镇化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魏后凯：要促进城乡的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两个“车轮子”。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县城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好县乡村之间的分工协作，因为县城、乡镇跟村庄之间的功能定位不一样。
　　县城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县城是一个县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是连接城跟乡的纽带和桥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县城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在很多指标上跟城市逐步趋近。所以它是未来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县域范围内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是县域内综合性的服务中心和治理中心。
　　县城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根据我们农村发展研究所对进城务工人员落户意愿进行的调查，排在首位的是县级市和县城。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新增加的城镇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依靠县城来吸纳。
　　下一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强化县城的中心功能，提高它的综合服务能力，包括对全县域范围内城乡居民的综合服务能力。同时，要按照现代化小城市的标准来对县城进行规划建设。现在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县城，其城区人口已经达到几十万，实际上平均规模10万人就已经不小，因此要推动县城向现代化小城市方向发展。
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
　　NBD：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您怎么看对村庄布局进行优化调整？
　　魏后凯：这是近年来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村庄布局进行优化调整是未来一个大的方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件好事办好。
　　为什么要对村庄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和引导，这与城镇化有关。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大趋势。中国的城镇化到目前为止还远没有完成。
　　根据相关研究，到203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有望达到74%左右，届时乡村人口将减少到约3.65亿人；到2050年，城镇化率将可能接近80%，届时乡村人口将进一步下降到2.8亿人左右。
　　正因为如此，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会不断向城镇包括县城和建制镇镇区集中，乡村人口趋于减少，意味着未来村庄数量也会减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村、自然村数量基本呈持续减少的趋势。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来避免投资的浪费，是按现有人口来进行公共资源、基础设施的配置，还是根据城乡人口的变化趋势来优化村庄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
　　按照这一部署，在优化村庄布局的过程中，有的村庄可能要合并，有的村庄可能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也有相当一大部分村庄会继续保留为村庄。总体上讲，我们要按照未来城乡的常住人口来配置公共资源。
　　在优化村庄布局的过程中，要注意几点：一是尊重农民的意愿；二是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村庄跟城市不一样，不能简单照搬城市的模式；三是要把维护好农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在优化村庄布局的过程中，要保护好村庄传统的优秀文化，不能大拆大建。
缩小地区差距要追求各地之间居民收入的相对均衡
　　NBD：今年春节，县域经济引发关注。有数据显示，中国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占据90%的国土面积、52%的人口规模，却只贡献了38%的经济比重。您怎么看这种空间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不匹配的现象？
　　魏后凯：对于这种不匹配现象，我觉得要客观理性分析。这里面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
　　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目前城市的建成区、县城、建制镇的镇区建成区，这三块加起来占陆地国土空间的1.3%左右。但是到2050年，预计有约80%的人口会集中在城镇，经济活动的规律就是向城镇相对的集聚。
　　所以不能简单地按面积、人口、GDP来进行匹配，因为城乡功能定位不一样，人口密度、产业发展特色也不一样。但这里人口、产业和经济实际上有一个匹配性的问题，因为人口、产业、经济活动向城镇集聚是很正常的。
　　对于县域52%的人口贡献了38%的GDP，这个不匹配怎么来看？首先，GDP是一个反映生产的指标，一二三产的增加值加在一起。但是我国有一个主体功能区规划，把全国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类型区域，有不少县域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它的功能就是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好，而实现GDP增长更多要靠优化开发、重点开发等区域来贡献，靠城镇化地区来贡献，所以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进行这种匹配。
　　其次，过去确实有部分地区更重视城区经济的发展，导致城区跟县域经济之间存在发展的不平衡，这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表现更明显。当然，也有一些地区对城区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比如江苏和浙江，省域经济比较强，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靠县域经济来支撑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当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说明未来我们发展县域经济的潜力很大。
　　NBD：您认为发展县域经济有没有比较好的抓手？
　　魏后凯：刚才我说过县域经济差别比较大，我们对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区域类型。所以对县域经济不能一概而论，要分类型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比如前面谈到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像大兴安岭、长白山区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生态环境保护好，比如会重点发展生态型的产业体系，可能GDP不高，但要求当地居民收入要均衡，也就是说，它的城乡居民收入要跟别的地区差不多，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
　　我们说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这里的重点不是强调缩小GDP的差距，而是讲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要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所以我们不是单纯去追求GDP的空间均衡，而是追求各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相对均衡。这一点很重要。
　　至于发展县域经济好的抓手，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发展各具特色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优势产业。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关键，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机会，财政收入增长也会乏力。
　　但因为县域之间差异太大，农林牧渔业型、工矿型、乡村旅游型、边境贸易型……产业各不相同，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要发展哪个产业，但可以把县域产业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县域也可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从地区优势出发发展一些特色产业；三是承接大中城市包括沿海的产业转移；四是发展现代服务业。
　　只要这四种类型的产业能够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发展起来，县域经济未来自然能够壮大。
扩大农村消费不能单纯依靠加大转移支付
　　NBD：近年来，县域农村消费快速增长，特别是追求极致性价比的产品。有专家表示，农村的消费倾向现在高于城市。您认为应该怎样激发农村消费潜力？比如有人提出，加大转移支付，通过给农民发钱来刺激消费是否可行？
　　魏后凯：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高度重视激励农村消费，并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
　　其中有两方面情况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2015年以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大于收入差距，2015年以后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力促进农村消费，农村消费增长很快，由此城乡之间消费差距已经低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8175元
　　比如从去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至2.39，但是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差距比值是1.82，低于收入的差距。
　　另一方面，城乡消费有它不同的地方，从农村的消费来看，人情消费比重往往大于城市。农村里红白喜事、小孩出生，甚至小孩考上大学通常都要办酒席。假如某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在那种熟人社会攀比比较厉害的情况下，这可能成为一个较严重的问题。
　　另外，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农村消费存在一个提前消费的倾向。受城市消费影响，在当前交通比较发达，信息化、网络化推进很快的情况下，过去我们没有想到农村的手机能够那么快普及，我想过不了多久，农村的小汽车可能也会较快普及。
　　所以考虑这两方面原因，我们认为扩大农村的消费确实具有较大的潜力，但需要合理地预判这个潜力。比如一个地方农村居民比例较小，简单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或许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我们国家有这么大规模的农村居民，单纯靠增大转移支付不太现实。
　　所以我认为扩大农村消费，最关键最核心的还是要千方百计采取多种途径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如果收入不提高，扩大农村消费的难度会相当大；只有收入水平提高了，扩大农村内需才会落到实处。
　　NBD：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您今年带来了哪方面的建议？
　　魏后凯：在832个贫困县2020年全部脱贫摘帽以后，国家设立了5年过渡期。到2025年，过渡期就要到期，我们认为要明确欠发达地区的标准、范围，组织力量来研究制定“十五五”时期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政策体系。
　　对脱贫地区的政策不能长期固化。根据我们的研究，有一小部分脱贫县的居民收入目前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反映出我们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取得了很大成效。与此同时，也有一小部分县并不属于这832个已脱贫摘帽的县，但当地居民收入却没有达到这832个脱贫县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这些地方也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
　　从政策公平角度来看，因为现在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促进脱贫地区政策顺利转向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政策。我今年提出的建议主要就涉及这一问题。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