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安全的根本性意义出发，力争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建设科技强国、金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将科学课程纳入中小学国家课程，建立从本科到博士的全程科学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等；赋予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包括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建立国内统一的科学合理的审计验收检查标准，让科研人员的精力更多回归到科学研究，同时降低国家整体行政成本；发挥政府协同育人引导作用，助力学校培育更多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
　　建立金融安全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提升金融科技能力
　　◎记者宋薇萍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近日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外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金融风险诱因和形态更加复杂。通过有组织科研和协同技术攻关，提升运用科技手段监测、预警、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成为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强化金融稳定能力的迫切需求。建议建立金融安全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提升金融科技能力。
　　运用金融科技防范化解处置风险能力亟待提升
　　金力说，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金融风险具有牵连范围广、损失金额大、发生频次高、动态演变快、潜在危害大、预警难度高等特征。一方面，国内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严峻。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金融安全长效治理机制仍需进一步健全。另一方面，国家金融安全受到国际形势影响，必须提升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必须建立起自主可控的金融安全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国外风险冲击。
　　金力认为，我国运用金融科技防范化解处置风险的能力亟待提升，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监管科技水平有待提升。尽管我国金融监管科技取得了一定发展，但现有的模型和系统还难以全面覆盖和应对不断变化的金融风险形态，实时性、准确性、有效性有待优化。二是数据可靠性有待提升。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依赖于多维度的广域数据，相关数据不一致、不完整或不准确问题可能导致偏差、漏判或误判。三是整体性和协同性有待提升。金融风险涉及多环节、多机构、多部门，需要在整体性、系统性理念下进行精准防范。四是网络数据安全风险应对不足。随着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成为重要问题。
　　同时，金融安全的“有组织科研”体系有待完善。金力说，目前金融安全领域的基础理论体系相对薄弱。从复杂巨系统角度对金融安全的本质特征和规律认识还不够深入，导致金融风险的预测、评估和防范等方面受到限制，迫切需要从多学科、综合性角度出发，加强金融安全基础理论研究。
　　此外，缺乏打通理论和实践的多学科协同攻关。金力说，金融安全问题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目前金融安全领域的研究多为单一学科或机构所主导，缺乏跨界交流合作，难以针对性地面向实践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技术攻关，研究成果也难以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有效工具。
　　在金融人才的培养方面，金力认为，金融安全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数量较少，专业技能和知识参差不齐，无法满足金融安全领域的科技发展需求，不利于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亟须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提高相关专业的教育培训水平，培养更多金融安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建立金融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
　　金力建议，提升保障金融安全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一方面，通过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加强对金融安全基础理论的研究。针对金融风险行为表征、认知，金融网络风险传导、建模与评估，金融风险知识跨业关联与融合，以及跨模态多源异构金融数据访问控制等科学问题，提出原创性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深入分析其中内在规律。
　　另一方面，注重人工智能等前沿关键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高金融风险识别和预测的能力。面向我国推动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需求，需要国家级科研机构与金融监管部门、法检司等部门协同联动，持续跟进和突破前沿的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金融安全领域科技的安全、可信、及时发展。
　　金力还建议，建立金融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
　　一是加强实验室顶层设计。新建以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实践性为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从金融安全的根本性意义出发，力争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金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构建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推动计算机、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创新科研评价与激励机制，建立多元化的科研评价体系，为金融科技研究人员提供更好的激励和支持，培育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科技创新。
　　三是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和机制。推动高等院校与金融机构、监管部门、法院、检察院等合作，共同推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研究项目，推动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应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安全领域突出的实践难题。
　　四是构建国家级实验室矩阵。推动实验室与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创新实体，在前沿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形成联动，与现有的国家级研究机构组成金融研究领域的实验室矩阵，共同助力我国金融体系安全与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
　　系统推进科学教育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谭镕记者宋薇萍
　　“实施高质量科学教育，是培养一大批创新人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肥沃土壤，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建设人才强国的必由路径，是人工智能与数智时代教育变革的战略选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近日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学科建设和科研管理、终身教育领域深耕多年，袁雯仍关注教育领域的话题。今年全国两会，她提交了三份建议：一是建议系统推进STEM教育（科学教育），夯实科技创新人才成长土壤，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二是建议加快研制全民终身学习制度，建成学习型大国；三是建议增设教师资格核心能力必修课程，建立“开放+专业”的教师资格制度。
　　据介绍，STEM教育与科学教育基本同源，STEM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注重通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跨学科融合，培养学生的科学综合素质和创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她看来，STEM教育是科学教育最好的实施途径之一。然而，从现状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制约着科学教育的育人成效，包括缺乏国家科学教育顶层体系化设计，科学教育的知识链、实践链、创新链缺失，科学教育的高质量师资队伍匮乏等。
　　2023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TEM教育中心在中国上海设立。“这是我们思考中国科学教育下一步发展战略、与世界各国STEM教育借鉴融合共同发展的契机。”袁雯说。
　　护航STEM教育发展，袁雯建议，加快研究推进大中小学衔接的科学教育体系，为创新人才提供成长土壤。开展先行先试，探索财政等多渠道投入和持续保障、企业和社会机构协同支持、产教融合发展的创新机制和模式。加快在高校布局科学教育相关专业，培养高质量科学教育人才。
　　袁雯还建议，适时启动STEM教育（科学教育）促进法，明确中国式科学教育理念，确定科学教育在我国大中小学的地位和实施目标、内容和方式；将科学课程纳入中小学国家课程；建立从本科到博士的全程科学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等。
　　针对学习型大国建设，袁雯说，中国建设学习型大国的基础已经基本成型，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的发展已经形成中国经验。不过，立足学习型大国的国家全民终身学习制度尚待尽快完善。
　　对此，她建议，加快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全民终身学习制度；增强高质量学历教育体系的开放性和灵活度，建立多元便捷的全民终身学习路径；依托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建立各类学习项目评测机制，提高全民终身学习质量。
　　针对教师队伍建设，袁雯建议，建立“专业+开放”的教师资格制度，将面向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核心能力和关键性经历作为取得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
　　她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教师资格制度（包括准入和更新）的实施在促进教师来源多元化、保障教师专业水准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存在一系列新的矛盾，表现为“开放”与“专业”的矛盾、“考试”与“育人”的矛盾。建议坚持教师资格制度的开放性，吸引全社会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强化教师资格制度的专业性，建立教师资格认证必备条件的专业门槛。发挥高水平师范大学的主体作用。建立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高松：
　　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
　　促进科技自立自强
　　◎记者朱文彬黎灵希
　　“科研人员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承担单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持参与者。进一步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对于激发科研主体活力，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具有普遍而基础的意义。”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高松提出建议，进一步深化和优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
　　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然而，目前国内大多数的科研项目管理对研究目标、任务和成果有明确要求，对科学研究自由探索的包容度仍不足。”高松通过深入调研了解到，使用经费均凭票报销的方式，审计机构对项目资金使用相关性存在刻板要求等问题，这加重了科研人员的事务性压力和责任风险。
　　高松表示，在现实的科研生产中，科研项目承担单位为科研活动提供多项保障性资源，是科研人员正常并可持续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托。目前，各承担单位跟科研活动相关的运行成本得不到有效补偿，这不利于持续激发科研承担单位的组织创新活力。
　　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做法，高松提出了优化我国科研经费管理的解决方案建议。他表示：
　　首先，赋予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包括在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等。一是结合科学研究特点，按研究类型进行分类管理，例如对于基础研究类项目，减少对项目中期检查与考核，鼓励长期潜心研究；二是扩大科研经费“预算包干制”试点范围，尤其对青年学者前期科研项目更多实行“预算包干制”，鼓励青年学者找准研究方向；三是建立国内统一的科学合理的审计验收检查标准，减少各级管理部门重复多头检查，让科研人员的精力更多回归到科学研究，同时降低国家整体行政成本。
　　其次，完善运行成本补偿机制，激发科研承担单位积极性。准确定义间接费用的内涵和细项，并逐步增加间接经费的比例，明确规定间接费用中可用于补偿承担单位运行成本的比例；适当调整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开支范围，给承担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允许直接经费用来分担与项目运行相关的日常水电和实验室使用成本；扩大科研结余资金的使用范围，允许按照承担单位自有资金使用，分担人力、房屋等运行成本。
　　最后，在鼓励自由探索和持续放权下，加强信息公开与诚信建设。例如，健全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制度，建立科研诚信与项目申报管理、全国个人征信挂钩的机制，保障科研长期健康发展。
　　创建世界一流“国际眼科医学中心”
　　致盲眼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严重影响人类生存质量的三大疾病之一。目前，我国有约六亿近视人群，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与年龄相关的眼病仍在增加。
　　“然而，多数眼病发病机制不清，影响诊疗效果，且眼科高端诊疗设备和药物主要依赖进口。我们的眼病基础研究和诊疗技术亟需突破和颠覆性创新。”高松建议，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依托国内高水平眼科中心，创建世界一流的“国际眼科医学中心”。
　　高松介绍，实际上，我国已经具备建设国家、乃至国际眼科医学中心的条件和基础。我国眼科在国家重点关注的几个领域研究水平已经走向国际前列，如医学人工智能、再生医学、生物信息等。
　　高松建议，国际眼科医学中心的建设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建设一流的眼病诊疗平台，二是构建国际眼科医学研究和研发转化平台，三是推动建设高层次复合型新医科人才自主培养平台，四是打造辐射全球的国际眼科学院。
　　“要提升疑难危重眼病的诊治能力，结合‘百千万工程’，将优质医疗资源和适宜技术下沉，全面提升我国疑难眼病的诊疗水平，助力实现健康中国。”高松说，希望形成眼病防治和近视防控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并进一步向全球辐射推广成为“国际技术标准”。
　　高松表示，国际眼科医学中心建设，要围绕我国和全球健康战略需求，设置重点研究任务，开展高水平“以我为主”的国际科研合作，重视产学研转化机制，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和引领国际前沿科技领域。
　　针对目前新医科在交叉和前沿科技领域的任务需求和人才缺口问题，高松表示，一方面要加快本土跨学科融合的人才培育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吸引和聚集全球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眼科可作为医工结合试点，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应在继续保持文理医工优势学科的基础上，着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在多学科和跨院系交叉、医教研产融合、拔尖人才自主培养等方面进行探索，形成‘医—教—研—产—管’的良性循环。”高松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
　　提升中小学校长数智领导力
　　培育更多新型优秀人才
　　◎谭镕记者邓贞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多高科技人才支撑。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的呼唤，需要学校成为数智人才培养主力军。
　　“经过调研发现，经过10余年政府大力推动、专家学者的倡议与解读，仍有部分学校对数智化转型缺乏清晰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致使学校数智化转型进程停滞不前。”戴立益表示，部分校长对数智化转型情感上存在畏惧，保持“不做不错，少做少错”的态度。部分校长带领学校开展数智化实践缺乏韧性。校长数智领导力的培训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据介绍，当前，校长带领学校开展数智化转型，更多是基于个人和团队的自我摸索，外部支持不足，这造成导致大部分校长数智化领导力水平不高。
　　为助力学校培育更多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才，戴立益提出建议：
　　第一，在政策层面明确中小学校长数智领导力的重要价值和实施要求。以标准研制为抓手，将中小学校长数智领导力的提升作为中小学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抓手。
　　第二，深入推进中小学校长数智领导力提升的专业培训。
　　第三，加强对中小学校长数智领导力的考核管理。重点关注校长数字素养的实践转化情况，将数智领导力纳入校长培养、选拔、考核的标准与流程。
　　戴立益近年来也持续关注“科学教育”的话题。“科学教育本身是综合的、持续性的。如何将家庭、学校、社会三者联系起来，是落实新时代教育发展改革诉求的必然选择。”戴立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戴立益表示，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在应试取向仍较为严重的教育实践中，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存在一定疏离，协同育人实效较低，其中一些问题已经难以适应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要求。
　　戴立益建议，加强统筹协调，发挥政府协同育人引导作用；夯实家庭建设，回归家庭教育主体育人责任；深化教育改革，彰显学校教育主导育人作用；整合社会资源，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使命。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