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国两会于日前圆满闭幕。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过去一年，中国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放宽放开城市落户条件，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6.2％。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在落实区域重大战略方面推出一批新举措，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不断增强；在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中，将继续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局。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研究员冯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报告》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论述，为深化改革、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方向和任务要求。
　　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提升空间
　　在今年的工作任务中，《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我国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提升空间，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 “人地钱”挂钩政策,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培育发展县域经济，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使县城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要注重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稳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中村改造,加快完善地下管网,推动解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停车等难题,加强无障碍、适老化设施建设，打造宜居、智慧、韧性城市。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本,提高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生活。
　　要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等战略,提升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抓好标志性项目在雄安新区落地建设。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统筹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制定主体功能区优化实施规划,完善配套政策。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
　　冯奎表示，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主导、内部可循环。为此，利用大国腹地广阔和纵深优势，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就是必然要求和必然选择。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区域经济地位将愈加重要，还因为外部和内部多方面因素。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面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小院高墙”，更加依赖畅通国内区域经济大循环，以此实现稳中求进。从国内看，最近各方较多讨论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问题，其实从经济增长速度、资产总额、负债占比等关键指标来看，地方负债总体可控。但近年来各地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一些市县政府面临较高的债务压力，地方债务数量攀升、风险上扬。在多种因素条件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更加重视区域经济发展。
　　冯奎说，《报告》要求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空间广阔，区域类型多样、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导致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这为区域经济改革提出了许多重要议题。例如区域经济涉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治理架构有待优化，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需要增强；各区域之间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畅通循环方面还有较多障碍；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在高效流动方面，存在大量堵点；一些区域的制度性开放授权不足、相应的能力也有欠缺；一些区域要素保障能力不足，其优势尚未充分彰显；也有一些区域的发展风险有所积累，等等。
　　区域经济改革将有四大突破
　　“通过推动进一步改革，能够释放区域经济活力蕴含的巨大潜力。”冯奎说，展望未来，区域经济改革有望在四个主要方向有更大突破进展：
　　一是“央地之间”，需要重点研究如何通过财税制度及其他重点领域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又能切实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报告》要求“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结合区域经济来看，首先，必须着力培育地方税源，扩大地方财力，逐步建立规范、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
　　其次，中央要给予地方更大自主权。比如扩大一定的债务规模、优化投向结构等，但与之相适应的是要通过改革，完善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机制、监管机制、责任机制，使债务融资的约束由“软”到“硬”。
　　再次，要在改革中进一步理清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当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事实上负有相互之间的无限责任，这使得“谁家的孩子谁抱”实际上难以落实，既不利于中央将压力做实，也不利于地方将动力用足。
　　最后，地方政府职能方向需要优化。比如避免部分生态型县市或人口流出县市提出过高的经济发展目标，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投资“经营城市”。要在中央正确的政策方向引领下，调整考核指标体系，将资金资源更多转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领域，切合实际地培育壮大内需动力。
　　二是区域之间。需要重点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作用，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统一大市场需要有统一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的商品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以及破除地方保护。统一大市场建设虽已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仍面临许多挑战。这是因为基础制度、市场设施、要素资源、商品服务、市场监管等区域分割已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迫切需要化解或打通。另外，地方经济压力增大，财政收入吃紧，因而对于区域之间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利益获得更加敏感。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都需要直接面对地方利益的诉求，推动有增量收益的深层次改革。大量基础性工作需要尽快补齐，如为了建设生态资源统一大市场，就需要加紧补齐资源普查数据、探索建立一套相对完整且广泛认可的核算体系。
　　三是城乡之间。城乡融合是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也是重要的区域经济问题，涉及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要素等的融合，最为核心是“人”的问题。这需要着眼长远，更加系统谋划提升中国城乡融合的发展，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明确城镇化、乡村政策、城乡融合相关政策的具体方向、各自适用范围及近中远期实施路径，使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其多方面综合性效应。
　　在空间格局方面，城市群都市圈最具备条件率先实现城乡融合，这些区域做好了，城乡融合的主体任务就基本完成了，所以应将城市群都市圈全部列为城乡融合重点区域，一群一圈一策制定城乡融合的路线图。针对其他区域如生态区、农产品主导区，需要细化优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因地制宜促进城乡融合。在超特大城市，应明确推进“深度城市化”，培育城乡融合的强大动力。通过推动进城人口深度融入、城市空间格局深度优化、都市产业深度转型、治理体系深度重塑，等等，建设辐射带动能力更强、承载人口能力更强的大城市。县域是城乡融合基本的空间治理单元，县城在城乡融合中具有关键的枢纽性地位，所以应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同时发挥小城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作用。
　　在改革的实体内容方面，应以更大力度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完善相应配套政策，打破阻碍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进一步完善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引导科技资源按照市场需求优化空间配置，促进创新要素充分流动等等。
　　四是内外之间。需要重点发挥先发和优势区域的试点探索和引领作用，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推动更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这对先发和优势区域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这类地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合作，就可抢得发展先机，可以为国家经济提供更多财力等支撑，从而也有利于支持帮助其他区域。而这些区域在对外开放中的制度性创新，能为其他类似区域改革开放提供重要参考，降低制度探索的成本。先发和优势区域，主要体现在国家重大战略区域、重点城市化区域、多批次建立的自贸区、遍布全国的高新区和经开区等。
　　先发和优势地区的制度性开放，要更加聚焦服务业、服务贸易、优化营商环境力度、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制度等，重点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制度话语权，衡量标志是通过制度性开放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内大循环水平，不断增强区域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开放与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具体实现路径是，在制度性开放中形成和传导进一步要求改革的压力，以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再催生国家相关制度、法律协调的配套完善。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