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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丨日本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影响有限加息！日本结束负利率
　　特约评论员陈迅
　　日本银行（央行）在本月18~19日的议息会议上决定迈出其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重要一步，正式决定中止负利率政策，同时废除为了达成负利率目标而设立的利率曲线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架构。但强调为消除市场可能发生的“不连续性”，日本央行将继续国债购买计划。这个表态实际上封死了投机预期炒作超预期加息的后路，因为撤销负利率和YCC后，日本央行没有了形式上的数字目标的束缚，操作空间反而增加了。因此，有市场参与者笑称此次日本央行来了鸽派加息。
　　加息，对于日本央行而言是自2007年2月以来的首次，时隔17年。这不仅标志着全球经济都告别负利率时代，也意味着日本经济和金融环境都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抗击通缩成功，为全球其它经济体提供了宝贵经验。”此类评价至少在字面上都没错，但实际上市场反应也仅就于此。日本债市表现淡定，历史上每次日本紧缩政策都导致人们担心的所谓套利交易（Carry trade），资金逆流诱发的冲击根本没有发生，甚至抢跑的日元在会议后反而重新走软。
　　此次加息，日本央行已经花了大半年时间与市场沟通，日本央行官员不断与外部舆论多次小心翼翼地磨合，并以劳资谈判（春斗）结果作为政治上的免责背书，诱导市场对此提前形成了一致预期。继续国债购买的表态，也被解读为政策的连贯性没有被破坏，继续加息的通道路径沟通将会延后。而宣布停止购买股票ETF，实际上也是2021年以后实际正在发生的，因此多数人认为此轮紧缩的确影响有限。
　　但是，日本央行没有论证过目前3%的通胀是否来源于其所谓的异次元量化宽松政策的主动效果，也无法确认日本经济是否处于“稳定的2%通胀”预期中，而这正是此轮大规模量化宽松终结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人认真分析过，为什么长达30多年的通胀期待，没有在黑田东彦（前任日本央行行长）信心爆棚时发生，而是在其政策手段穷途末路后，以及突然发生了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后发生，特别是日本的通胀重启和美联储迅速加息的时间高度重合，也没有人对其可持续性做过认真而可靠的分析。
　　在传统的日本央行观察者看来，所谓负利率和YCC框架原本就是赶鸭子上架，而且早就难以为继，应该尽快取消以便恢复哪怕一点点的市场机能。然而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今次投票结果为7票赞成，2票反对。其中一票反对来自学界的通胀目标论者，另外一票反对来自于日立出身的委员，这代表着拥有长期实际企业经营经验的实体经济层面对货币政策的基本态度。在没有恶性通胀抬头的风险之前，与其着急同时取消负利率和YCC，不如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逐步消化。毕竟在外界看来，前述那些宏大叙事的文字表现目前暂时可能是中性的，但客观上也反映出舆论感知上，还是认为步子迈得有点大。事实上，日本政府代表的财务省就没有正面回应对此次政策变更所持的态度，有市场分析者认为，今次加息谈判的可持续性和效果没有验证，而且预期明年美国进入降息通道，一旦出现外部冲击，日本央行这次加息实际上背负了政治风险。
　　但是无论如何，这次行动在实际上仅仅是放弃了被大银行等部分金融机构唾弃的枷锁措施，也实现了日本老央行人们长达17年的“念想”。对于笔者这样从1990年代开始观察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市场参与者而言，此次加息甚至让日本央行看起来略显悲壮。当2012年冬，黑田东彦被安倍晋三选中并强行塞进日本央行时，曾有市场观察者悲哀地著书表示：日本央行已死。
　　黑田东彦一路走到黑的政策立场因为负利率政策伤害到大银行实际利益，客观上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带来了中长期风险，在YCC架构也进入死胡同后，日本央行终于熬出了头，从学界召回了看起来有点脚踏两只船、会见风使舵的植田和男（其理论背景非常亲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央行），抑制内部理念派的冲动，以务实的态度重启货币政策正常化之路。
　　但实际上，日元贬值偏好早就成为日本社会深入骨髓的顽疾，要是日本真有所谓通缩意识，那么其根源也是对日元贬值的全民信仰。日元贬值等于是牺牲国内消费者来补贴具有相对优势的出口型大企业，这是典型的诱导通缩型政策。今后日本实际GDP在正常情况下大概率将在0%上下浮动，这是日本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的客观现实，不存在劳动力短缺会长期导致劳动成本持续上扬的基础，因为需求也会偏弱。但日元贬值客观上能通过增厚日企利润（月底名义GDP带来正面影响），推动资本市场的热情，为金融资产持有者增厚财富效应。但同时，也因此会进一步增加日本国内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对日本今后的政治局势带来重大影响。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