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北京报道
　　“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后危机改革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经受住了我们在过去十年中不得不忍受的一系列危机。但这些危机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重新调整，从关注效率转为关注韧性，以至于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格局，其中存在着重大风险。”
　　3月27日，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联合主席、彭博董事长马克· 卡尼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上述观点，并指出，这个重大的风险就是，过度的“自力更生”可能会增加脆弱性，并大幅减缓全球增长。
　　他强调，要应对这一风险，各国需要在最紧迫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气候变化。“要战胜这一全球性挑战，就需要在实体经济领域开展高度的国际合作，从建立可持续供应链到共享尖端技术，并支持创纪录水平的跨境融资，以推动净零革命。”
　　他还说，根据博鳌精神，金融合作的重点应该是共同努力，首先制定自愿准则，然后制定正式标准，以便为这一过渡提供资金。
　　“没有中国的领导，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表示，欢迎中国人民银行在G20可持续金融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也欢迎中国政府在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更多地参与GFANZ。
　　回顾历史，他指出，在巨大的经济冲击后，新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制度总是会应运而生。例如，在大萧条的经济灾难之后，各国政府通过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来平滑商业周期，通过固定汇率制度来抑制波动，并通过资本管制和管理贸易来减少跨境溢出效应，以优先实现经济的稳定。但由于金融机构的国际风险敞口很少，对监管和金融合作的需求有限。
　　他指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大通货膨胀带来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更加严格的财政纪律，为长期的全球一体化和经济自由化奠定了基础。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对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的广泛遵守以及经济制度的逐步趋同，推动了这一增长强劲、经济趋同的异常繁荣的时期。
　　但他说，从1970年代的德国赫施塔特银行破产到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破裂，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被提醒，金融不稳定很容易跨越国界外溢。出于对彼此之间高度依赖的认识，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开始加强合作，这不仅体现在欧洲的一体化上，巴塞尔委员会也在全球范围内为银行提供监管金融合作。
　　不过，这些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仍非常有限。“当起源于七国集团（G7）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影响并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时，这些监管差距被证明是极具破坏性的。由此，世界开始认真对待金融合作。”他说。
　　他指出，G20金融稳定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审慎和宏观审慎措施，涵盖从银行到市场金融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金融各个方面。金融稳定理事会在所有这些关键领域制定全球标准方面一直很有效，因为它综合了各方的共同目标——金融稳定。虽然金融稳定委员会不具约束性，但是由于共识的存在，各方及时落实新标准，并定期评估和反馈，在运行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他看来，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之际，各方需要以同样的形式开展金融合作，推动可持续金融体系的建立。在这种方法下，市场从业者制定自愿准则，由市场领导者实施，并在边做边学的过程进行改进。一旦这些指导方针足够成熟，各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就可以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框架。
　　他表示，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包括扩大气候解决方案的规模，并用于为重排放国的脱碳提供资金，如果不可能，则有管理地逐步淘汰搁浅资产。“超过250名GFANZ成员正在制定今年的过渡计划。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进程将紧随其后。”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