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吴清北京报道
　　今年以来，日本经济、产业和楼市、股市都在恢复增长。首先是股市上扬，日经22指数刷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高；其次是楼市恢复，所有用途土地的基准地价连续两年上涨；再次是资本涌入，以巴菲特为代表的外国投资者持续进入；另外就是实业流入比如全球最大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正在日本九州建厂。日本经济产业的积极表现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下尤为显眼，引发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与当前日本经济强劲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过去30年的低速增长以及外界广泛讨论的所谓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现在也有观点认为，虽然日本过去30年经济增长率偏低，但也是其不断自主改革调整的30年，是其高质量发展的30年，也是创造与经营“海外日本”的30年。
　　日本经济在沉寂30年之后真的再次崛起了吗？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日本经济崛起、失去又重振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当下的中国借鉴？
　　同处东亚地区，日本经济发展和中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对比研究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经济当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着诸多的参考意义。
　　为挖掘这些参考意义，《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季风，欣孚智库创始人、北京欣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CEO宋欣和知名商业战略专家、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多家知名全球化公司战略顾问周掌柜，现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与读者分享。
　　日本经济迈入新周期？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日本经济、产业和楼市、股市都有不错表现，这与外界所谓的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大相径庭，日本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时期？
　　张季风：如果按我自己的观点，日本过去30年并没有失去，而是基本处于正常发展过程中。2023年名义GDP增长5.7%，实际GDP增长1.9%，开始出现比较快的恢复增长，是摆脱过去3年的新冠疫情影响后的一个正常反弹。鉴于2023年核心CPI达到3.2%、诸多大企业承诺涨薪5.2%这类利好数据的出现，3月19日日本央行作出了停止负利率政策和废止YCC（指日本2016年开始实施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旨在控制国债的收益率曲线）政策，尽管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经济已出现迈向自律性复苏新时期的迹象。
　　宋欣：这算是一个好的开端，可能会引导日本进入一个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先建立信心，之后带动更多的实业回流，这是有可能的。虽然我们说日本目前还没有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我们认为它正在平稳过渡的过程中。
　　《中国经营报》：在所谓的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后，尤其是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哪些因素促成了当前日本经济各方面的恢复？
　　宋欣：首先是因为很多的国际资本，当它从一些市场流出后，就必须要流向新的地区。放眼全球，既是长期的价值洼地，又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和增长潜力，这样的市场并不多。目前来看，东南亚或者其他新兴市场，面临经济危机或衰退时，很难经得起考验，所以说日本这时候就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对冲选择。
　　另外，虽然过去的30年是日本 “失去的30年”，但是日本还是很好地保留了产业结构和工业水平，因此能很好抓住这次机会恢复发展。
　　周掌柜：这一繁荣背后，地缘政治变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客观上，从国际战略竞争加剧到2022年的俄乌战争，世界从“平的”逐渐再次变得“褶皱”起来。日本成了受益者之一。
　　这种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变化确实提升了日本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敏感行业的投资，例如芯片、AI和新能源汽车等。此外，区域性产业链的再构建也让日本享受到一定的产业红利。
　　从日本内部环境来看，“改革促进增长”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开始开花结果。相比小泉与安倍时代，虽然后面的岸田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提出振奋人心的全面纲领，但其对于经济改革的承诺——“从储蓄向投资的根本转变”，依然是非常务实的改革方向。而后面更为务实的政策，包括利用外资，先激活资本经济和房地产，再全面激发社会潜能，正是带来当前经济繁荣的关键。如今，岸田政府仍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项改革。比如，为了提高日本证券市场的吸引力，政府着手改善股东投资环境。
　　张季风：首先是地缘政治的影响，让日本的战略地位重新凸显，获得了一个更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受美西方投资和资金的拉动，推高了股市。不过，关键还是内部原因，过去一般认为股市是经济发展晴雨表，现在似乎更多的人认为股市的变化已经与实体产业相背离。但不管怎么说，股市变化还应该和经济基本面是一致的，日本股市上扬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日本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日本2023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上修至0.4%。其实，日本目前企业的业绩表现也不错，企业经常性净利润增长13%。
　　《中国经营报》：那日本这轮强劲恢复能否持续？若能持续会有多久？
　　宋欣：日本经济目前的这个快速的恢复，不管是楼市、股市，还是企业盈利率的大幅回转，和其本身的实业发展状况已产生了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说目前各项数据回暖本身并没有强大的实业作为支撑。日本产业在过去10年之内，没有发生巨大的转变，就算是近期回流的产业，也只是一些芯片产业回流，日本制造业并未恢复到30年前的状态，所以说它目前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一个人为再造的牛市。
　　周掌柜：本轮日本的经济恢复能否持续，取决于其能否处理好以下三个当务之急。
　　首先，工资增长是短期最关键的因素。虽然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2024年度经济展望报告》，日本未来3年的物价有望实现每年2%以上的增长，但工资上涨和需求疲软仍然是经济走出“通缩”的最大障碍。
　　其次，从短中期来看，日本经济若想回到正向增长的通道，就必须抓住当下需求反弹的时机，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有足够人手，也就是脑力和体力的劳动力。据2023年12月日本经济产业部发布的短期观察数据，就业人员判断指数（DI）不断下探出现了负值，这意味着日本目前在多个领域，特别是旅游业相关的餐饮、住宿和交通运输行业，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缺失。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仍然是日本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日益加重。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新增人口跌破80万，然而65岁以上的老人却进一步增加到了4600万，占人口比例的36.3%。可见，日本经济想要抓住旅游业和消费复苏，进一步扩大增长的概率并不高。
　　最后，中长期来看，日本产业必须有足够支撑。相比印度、墨西哥这两年的爆发，日本目前的产业结构已不存在“从无到有”爆发式增长的可能。同时，相比匈牙利，日本产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转向发展电动汽车或者电池产业链。那么日本产业增长点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需要得到回答。
　　在过去30年中，虽然日本企业在诸多科技竞争中败给了中国和美国的企业，但在诸多产业方面还是保存了相当的实力。日本的材料行业、电器设备、精密仪器行业和电子零配件行业仍极具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际战略竞争的加剧，诸多日本企业开始实行“回迁”的策略。回迁虽然可以带动本地产业的再发展，但由于缺少新投资者，产业再向上发展的动能明显不足。
　　因此，眼前的日本确实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资金避险的港湾区域，但由于本身社会问题和产业发展的局限性，从日本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颇有点“后劲不足”，这一点值得继续观察。
　　“失去”的背后
　　《中国经营报》：此次日本经济恢复的背后，不能否认的是，近几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确实较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张季风：日本过去30年GDP增长率偏低是不争的事实，1991—2001年年均增长率为0.7%，即使跟美西方发达国家比也偏低。这可以从国际环境变化、技术创新、产业变迁、人口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是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日本经济中速增长期，尤其是90年代初日本GDP接近美国GDP的75%，那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最害怕和打压日本的时候，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1991年土地房产泡沫破裂，1991年后西方对日本打压力度明显下降，甚至转为声援和支持，但相比战后美国大力扶持已不可同日而语。
　　从技术创新方面来看，日本GDP1968年超过德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完成了对西方质量上的追赶任务，后发优势丧失，通过引进技术进行改良的拿来主义已经行不通，只能通过自主技术创新，这样难度大多了，技术创新即全要素生产率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下降。
　　产业变迁方面，日本产业结构调整迟缓，丧失很多机遇。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没能跟上IT革命的潮流，而且自身包袱太重。90年代初期，日本也曾发力IT产业，不过富士通、NEC等日本企业自己单搞一套计算机和IT标准，并一直坚持，没有认清美国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的霸权地位以及自身与美国的差距，后来结果就是，微软、IBM、英特尔等美国企业很快发展起来，全世界跟着美国走，2000年后日本开始转向跟着美国走，不过已错失IT革命浪潮的时机。
　　人口结构方面，早在1995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给日本带来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比如社保压力增加，企业管理方面出现问题等。
　　所以，当时日本经济增长率低有很多原因，呈现多因一果、互为因果的状态。有经济达到一定层面的增速递减规律、需求减少、外部经济环境有变、大灾频发等客观原因，也有经济政策失误、经济泡沫被刺破导致经济硬着陆、过度发行国债导致财政负担重和杠杆高、“十年九相”政局不稳等主观原因。就当前来说，最突出的症结就是收入减少、工资低，使得增长的良性循环断裂。
　　宋欣：日本经济泡沫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被戳破，背后原因恰恰是战后迅速崛起的成功要素的负面作用所致。之前的发展思路跟不上外界环境的变化，一切都开始被颠覆。
　　从宏观视角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支持日本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逆转。随着冷战逐渐接近尾声，原本的东西阵营对立逻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国家各自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日本作为当时全球制造业中心，成为西方国家贸易逆差的根源所在。这种情况最终促使美、德、法、英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美元兑日元开始贬值，日本原本的经济模式开始受到外贸下滑的威胁。
　　从日本内部环境来看，当时日本政府就已认识到有必要进行结构改革，以实现经济转型。1986年发表的《前川报告》强调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日本经济向更以内需为导向的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只不过改革太晚、动作太慢，后面发展远远超出了当时执政者的预料。
　　随着核心矛盾的转移，曾经在西方世界内部对日本企业发展和管理制度的艳羡与赞美，也逐渐转化为对于日本经济制度的批判。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舆论界涌现出一批对日批评家，认为日本成功的背后是因为其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和强大的产业卡特尔，从而造成贸易的不公平现象。
　　从日本内部来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与股票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导致过度借贷和投资，最终形成了不可持续的泡沫。从人口结构来看，由于日本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出现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不足以支撑出口产业的发展，导致加工密集型产业纷纷外迁，导致日本资产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加剧了后期的经济下滑。
　　由此，内外部共振开始打击日本经济。观察日本经济的历史轨迹，我们发现，早在《广场协议》签署前，日本就显露出增长乏力的态势，根本原因在于，新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靠技术进步推动，但日本经济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尽管日本政府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表面上经济看似繁荣，实则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逐渐减少，投资回报持续降低。
　　最终引爆点是加息的副作用。1989年5月，日本央行连续5次加息，随后在1990年3月对房地产融资实行了总量控制，但股市、楼市仍双双崩盘，央行将基准利率从6%下调到0%也无法扭转股票指数连年下跌的趋势，直到2023年日本股市才重返1990年的高位。
　　同时，日本确实在过去数十年的技术改革浪潮中，逐渐失去了原先的领先优势，特别是错失了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浪潮。
　　这并非日本的那些财团没有看到机会，其实20世纪80年代前，日本几个比较大的财团是非常注重技术研发的。不过，当时日本商社财团决定放弃互联网以及相关的一些机会，因为日本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的差距很大，他们没办法在单一封闭的日本市场里，像中国一样（有足够大的市场）可以等待自己的巨头诞生，所以当时日本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投资。然后通过海外投资增加企业的长期盈利率和利润积累，同时通过在海外购买大量的土地、基础性行业如港口，可以保持日本经济长期来看具备一定的韧性。
　　简单来说，就是日本及其企业在韧性和活力之间，选择了韧性，因为当时他们也不适合选择活力，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必须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否则，非要跟人家拼技术研发，或是拼某一个赛道，那可能就直接被拍死了，也就没有后面再崛起的机会。
　　应该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是那个时代转折下的必然，多少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日本快速发展的成功因素在新时代成了沉重包袱。背后原因内外部均有，不能用“阴谋论”简单归因，这一点值得中国决策者借鉴和思考。
　　《中国经营报》：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挑战，此前网上有种声音流传甚广，就是日本资本负债表导致萧条，而这些问题中国可能也需要面对。
　　张季风：诚然，人口老龄化给日本带来了一定经济负担，但现在许多人将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归结于人口老龄化，我不敢苟同。
　　第一，人口老龄化是世界的共同现象也是无法改变的必然趋势。寿命提升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毕竟经济发展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人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提升。
　　第二，没有数据支撑日本经济低速增长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从日本的财政支出来看，真正用于老龄化的并不太多。财政预算中包括老龄化对策在内的社会保障支出从1990年的11.6万亿日元增至2022年的36.3万亿日元，净增24.7万亿日元，增幅并不算太大。我粗略计算了一下，31年来日本针对老龄化（社会保险）的累计财政支出为250多万亿日元，相比1300多万亿日元的长期国债，实际上占比并不高。现在社会保障费用高达GDP的23%，但政府资金所占比例并不高。因此，老龄化虽然也是日本经济发展变慢的原因之一，但绝非主要原因。
　　第三，人口减少问题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不宜过度放大。我十分不解，日本在人口3000多万的时候，取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不足1亿人口的时候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而现在1.2亿人口之时，却来担心人口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据日本权威部门预测，即便到2060年还会有9000多万人口，届时日本经济就一定会出现灭顶之灾吗？这不是杞人忧天吗？
　　第四，日本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实行“照护保险制度”，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人生百年计划”，等等，斩获“长寿红利”的经验值得借鉴。
　　其实，中国似乎也正在碰到这个问题。西方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或人口减少等来唱衰中国经济也毫无道理。中国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人口减少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扩大就业。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日本病”。
　　还有之前网络上引发的所谓资本负债表衰退理论值得商榷。因为仅仅一个资产负债表很难全面解释日本经济出现的复杂问题，也涵盖不了整体经济各方面。就当时的日本来说，所谓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实际数据也不支撑，比如泡沫经济崩溃初期的1991—1995年，日本企业负债率基本还是在上升的，从120万亿日元增长到145万亿日元，而1995年后，企业负债率确实在下降，但我个人当时在日本的感受，其主要原因并不一定是企业放弃“利益最大化”转而追求“债务最小化”，恐怕不是企业不想借钱，而是银行不愿借钱，即银行的“惜贷”所致。2005年，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得到解决后，企业的负债率仍然较低的原因则是企业效益转好，自有资金比例上升的缘故。
　　日本经济出现的问题十分复杂，供给侧、需求侧都存在问题，外部环境也不好。当时世界经济不是太好，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日本海外市场和出口市场没有快速扩张。同时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人员工资20多年几乎没有增长，再加上1995年阪神大地震、2008年雷曼事件冲击国际市场、疫情等天灾人祸，加重了日本的财政负担，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发展。
　　至于说中国经济将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其一，中国并未出现泡沫经济，也谈不上崩溃，更谈不上资产缩水，连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大前提都不存在；其二，中国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其三，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日本所不具备的。另外，关于中国是否也患上了所谓“日本病”，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中国与日本90年代并非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彼时的日本已进入后现代化阶段。所以在进行比较时，应当慎重。
　　日本经济“失去”增速的同时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营报》：正如前面所说，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的说法存在不少争议，应该怎么看这种说法？
　　张季风：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是伪命题，因为过去30年中，日本经济发展有得有失。而且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都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可能日本的明显突出一点儿。
　　其实，过去30年也是日本不断自主改革调整的30年，是日本高质量发展的30年，也是创造与经营“海外日本”的30年。
　　为何会出现“失去的30年”的说法？除日本经济增速慢的因素之外，还有媒体炒作、民族情绪，日本自身的低调自虐的民族性，日本人很少唱赞歌，而是习惯挑自己毛病，或许也是“哀兵之策”。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日本第二大发达经济体持续43年，第三大经济体持续13年。虽然去年德国GDP超越了日本，但其实主要原因是日元贬值所致。从大局和主流看，这30年日本做得还可以，只是没有做得更好。首先日本的老百姓生活没有下降，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失去，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距。
　　《中国经营报》：过去30年是日本不断自主改革调整的30年，是日本高质量发展的30年，也是创造与经营“海外日本”的30年。有没有更详细的解读？
　　张季风：至少20世纪90年代前，比如战后改革日本宪法、日本经济三大改革，以及后来扩大内需结构改革等都是在美国主导或“外压”下进行的。但1990年以后的改革则是日本自主改革。近30年来，日本经济经历了桥本六大改革、公司治理改革、小泉结构改革、安倍经济学、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改革等，实际上改革基本没有中断过，获得了“改革红利”，而且改革自主性更强了。
　　桥本六大改革涉及经济结构、金融、行政、教育、财政、社会保障等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日本后来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改革基本沿着桥本改革的思路进行。如企业治理方面，把美国的经验引进来，学习了美国的财会和股东董事制度，使企业经营与国际接轨。小泉结构改革则主要解决了不良债权和邮政民营化的问题，改革了之前只适应高经济增长时期的一些做法和问题。小泉改革使日本经济实现了长达73个月的长期景气，年均增长率2%。安倍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其任内按日元计日本经济总量还是上升的，7年增长11%；近期的岸田新资本主义改革，也有一些合理性内核，比如对过去自由主义的拨乱反正，就是不能太靠市场，也不能都集中在经济发展上，还要注意分配问题，促进分配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发展。
　　说是高质量发展的30年，可以从结果上看，日本经济、社会、生态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是否处于国际一流的位置。我采用了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来比较分析，共有48项指标。
　　其中，经济指标有23项，这方面日本除了财政杠杆高、经济增长率低外，GDP规模、人均GDP、国民人均收入、产业结构、海外净资产、贸易收支、FTA/EPA覆盖率、外汇储备、研发强度、核心技术掌握、专利取得、名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核心消费者物价等指标，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好几项是世界第一。社会指标15项，包括人均寿命、就业水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个人金融资产、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相对贫困率、城乡人均收入比、社会治安、教育投入占GDP之比、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日本都在全球处于高水平或者一流水平，比如人均寿命世界第一，养老医疗保险全球最高，个人金融资产也是全球最高，基尼系数0.32依然是全球最公平的国家之一。生态指标有10项，包括环境总体状况、生态总体状况、资源利用效率、单位GDP能耗、温室气体排放、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建成区绿色覆盖率等，也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另外，在构成CPTPP、RCEP、IPEF的经济体中，日本都居重要地位。纵向来看，这些年，以上绝大多数指标都实现了正增长。
　　说是创造与经营海外日本的30年，一是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重占25%，若以海外投资企业为基数则高达38%，实现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二是FTA/EPA 覆盖率近80%，美国、欧洲、中国都有大量投资，可谓全天候无死角，国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产业空心化。三是拥有429万亿日元的海外纯资产，这个数额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海外纯资产的总和，相当于日本GDP的75%—80%，所以有“海外再造一个日本”的说法，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海外纯资产只有30万亿日元规模，相当于30年间涨了10多倍。四是“海外日本”的资产基本上属于优良资产，全球平均收益率8%，在中国的收益率高达15%。五是每年从海外寄回日本国内的资金大约是2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4%。六是日本贸易多年处于逆差，但投资所得一直顺差，投资顺差覆盖了贸易逆差，使得经常账户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可以说实现了国际金融平衡。此外，几十年的经营“海外日本”，使得日本绕开了贸易壁垒，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实现了海外借地、借人、借技术、借设备，扩展了发展空间，维持着可持续发展。
　　日本作为一无资源、二无能源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并不多，所以日本通过贸易立国、进而海外投资，走向国际化、全球化，同时构筑起良好的产业链供应链，FTA/EPA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一直在努力追求着国际国内市场的双循环。
　　周掌柜：纵观日本二战后的国内政坛，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那就是日本的首相常在未足以留下深刻印象前就辞职了。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为世人熟知的日本首相寥寥无几，其中小泉纯一郎（1980天）以及安倍晋三（3188天）相对突出，而安倍更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上只有安倍和小泉有机会改变日本经济现状，事实也确实是两位首相逆转了日本经济困境。
　　2001年出任首相后，小泉展开改革，核心有三句话：“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让私营部门做其所能做的事情”以及“让地方政府处理它们能处理好的事务”。进一步解读就是，小泉政府认为日本经济衰退的本质原因在于结构性调节失效，所以需要通过改革机制和组织结构来提高资源分配效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通过供给侧改革，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当时的内阁认为应该通过“小政府，大市场”“小中央，大地方”的方式缩小政府规模，降低干预程度与公共开支，从而更多地交给市场进行效率优化。通俗地说，就是在改革中要发展，给企业和地方政府放权。
　　与此类似，万众期待中，安倍的“三支箭”改革横空出世：这第一支箭射向货币体系，通过日元贬值、设定负利率，实现货币扩张和2%的通胀目标；第二支箭射的是财政体系，通过灵活的刺激政策，加大对于公共工程、中小企业援助和投资激励，以实现预算盈余；第三支箭射向结构改革，支持私营企业、鼓励科创，以求实现长期增长。通俗地说，就是在货币扩张基础上政府增加主导性作用，并且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同时，安倍政府趁热打铁，很快宣布了10.3万亿日元的刺激法案，并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银行行长，要求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胀目标。
　　综上可见，小泉和安倍都是针对日本核心问题，用“改革促增长”的战略对症下药，过程虽然也是跌宕起伏，但看对病和给对药依然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这两位都没有真正达成他们的终极目标，却也为日本经济今天的经济复苏奠定了重要基础。日本改革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很多工作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策略比较接近，也在日本弱管控体制上借鉴了中国成功经验，但两点依然值得我们思考：一是日本社会的市场经济、法治和全球化，乃至公司科学管理基础非常扎实，用稳定政策呵护投资者和企业家积极性；二是日本处理与全球主要市场国家的关系非常具有弹性和建设性。概括起来就两点经验：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和构建稳定外部环境。
　　中国镜鉴
　　《中国经营报》：当我们回顾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再看日本此次经济重振的原因，可以发现：无论如何变化，日本经济的制造业基础一直都在。这中间有哪些可以值得借鉴？
　　张季风：日本和美国产业结构不同之处就在于，日本一直注重制造业，日本造物，美国造钱。2022年日本企业整体营业利润达18万亿日元，2023年更高。这是当前日本股市爆发的基础条件。国家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重视和发展制造业，这是日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经验。
　　因此，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发展制造业上来，把第二产业作为基础。
　　宋欣：日本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低增长，但依然保持着较强大的制造业，但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制造业基本上已萎缩为个位数了，制造业对这些国家的贡献已很小，主要是以服务业为主。日本相对来说还是保持着较强势的工业水平。所以日本就能很好地抓住现在的发展机遇，吸引国际资金的流入，然后让经济相关指数和信心得以恢复。
　　《中国经营报》：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曾面临与中国当前类似的发展境遇，其中速发展期持续了18年之久。在这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日本也从之前的注重数量发展转为注重质量发展，这对中国当下的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借鉴？
　　张季风：日本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平稳、中速发展阶段，1973年到1991年，也是日本的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相似，但因为中国是超大规模的市场，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更加复杂，中国的复苏的尺度和时间可能会更长。
　　日本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大调整，对环境的治理，还有对创新农业、自主技术的投入，最终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从国家到企业，日本当时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走出滞胀，实现了一花独放。
　　同时，当时日本的国际关系协调做得好，首先是对美关系协调好了，虽然日美矛盾和贸易摩擦多，包括纺织品、钢铁、汽车、半导体等的贸易摩擦，但日本跟美国积极谈判、打太极，以柔克刚，很好协调了矛盾，最后没怎么吃亏。而且，日本通过扩大对外投资，规避关税贸易壁垒，比如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对中国出口高端零部件的形式转嫁给了中国。而且日本在处理好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也注重和中国发展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成为日本海外投资的重地，对中国出口迅猛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其实也是日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日本有一个很重要转折，就是企业战略方面，从原先的注重世界第一走向世界唯一。因为整机做不过中国、韩国等，那日本就往产业上游拓展，比如半导体上游材料、加工装备等，发展别人没有的产业，精加工这块也努力做成世界唯一，发力附加值更大的产业，更符合日本的发展现实，也只有这样才能卡人家脖子，而不被别人卡。
　　宋欣：我谈下日本国际环境和出海带来的一些经验。日本企业出海对中国是有很多启发的，因为我们其实需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像日本企业当年的判断一样，因为地缘周期是在不断变化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紧张的地缘冲突周期，我们可能需要用30年或40年的周期才能到下一个地缘缓和周期。而目前对于日本来说，可以说冲突周期刚刚过去，现在进入缓和周期了。中国的情况也会类似，先冲突再缓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保存我们的实力，那么保存实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能把所有的产能都留在国内。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学习日本当年出海的经验，从结果上看，日本当年出海的企业，其实也有超过一半失败了，这其实是一个商业规律。目前我们的很多企业，其实在国际化程度上还是不如当年的日本企业，很多企业之前主要就是供应国内市场，现在要出海可能困难很大，因此需要出海企业建立比较立体的对于国际市场还有国际局势变化的认知，更好地选择出海目的地、桥头堡国家，然后再去推行一套落地的方案。
　　这些背后其实都有一套科学管理的方法论，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积极学习日本企业当年的经验，也要根据中国企业目前的局势，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去规避风险。因为我们当下面对的风险相对于当年的日本企业面临的风险，还是要上升一个水平的。
　　《中国经营报》：日本的经济发展与面临境遇和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基于对日本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当前的高质量发展，您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张季风：中国现在更强调新质生产力，强调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这是巨大的进步。
　　不过，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需要发展。日本最主要的经验，就是产业发展过程中，始终考虑就业问题。1997—2005年期间，除了有几年曾经失业率达到5%左右，1995年以前和2005年以后的时间包括现在，日本的失业率都没有超过3%。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重、大、厚、长向轻、薄、短、小转型的过程中，日本注重发展组装加工产业，特别注意扩大就业的问题。不能让机器和AI“吃人”，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兼顾就业肯定是最好的。
　　立足于国内经济的现实，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
　　宋欣：日本进入新时期当然对于中国全球化企业布局带来一定影响。
　　首先，放眼亚洲，同时兼具“强购买力”“较大产业和市场体量”和“良好营商环境”三个条件的国家其实并不多。其次，相比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日本消费者普遍具有“去国家化”的理性消费思维。再次，中国和日本的青年消费群体共性明显在增多。最后，随着日元的贬值和未来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在日本经营的成本在不断降低。
　　因此，日本经济新时期的变化，对于中国企业恰恰是一个全球化落地的时间窗口。排除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极端条件，日本已然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高端市场的重要选项。
　　而当我们历史性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在日本多届政府的努力下，推动的“改革促增长”政策已逐步揭示了日本经济的潜力和机会。同时，日本走出衰退的改革举措和历史经验，对中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鉴于两个国家经济崛起逻辑类似，当今面临的挑战也呈现共性，日本经济的成功复苏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借鉴样板，特别是日本走出通缩重回增长的经验和教训。当下，过于关注日本“失落的30年”已无助于前行，以开放的心态重新发现日本，务实合作和应对竞争挑战，才是理性的态度和姿势。
　　唯有以冷静、客观的立场，结合谦虚谨慎的精神，深入研究邻邦的兴衰命运，方能超越情绪，获得更为深刻的洞察与丰厚的收益。大国战略，贵在客观和理性。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